《陈奂生进城》：新社会浪潮下农耕文明的困境

文/张亚良

《陈奂生进城》：新社会浪潮下农耕文明的困境

高晓声是老一辈小说家了，其小说艺术的成就及对中国文坛的贡献自不必重申。特别是他取材于改革开放初期《陈奂生进城》、《陈奂生专业》。。。。等系列小说，是他众多现实主义著作中比较拔尖的系列作品。从容通透的叙事风格，精炼简明的文风，使他能在高手林立的文坛上独树一帜，迄今仍被传为经典。

作者出身于农村，对农村和农村人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一直都生活在“小农经济”式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中。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利也有弊。利在于人心的道德感强，也容易知足，地域文明安逸，淳善；弊在于目光短浅，不思进取，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上，表现得愚昧，迟钝。

所以在高晓声的笔下，农村人有着“不知道精神生活这一名词”的浅薄、有着“知道囤里有米，橱里有衣……就兴致勃勃的睡不着”的易足。

80年代初，中国社会全面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潮流，那么习惯了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农村人，该如何去适应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自由开放的新社会环境呢？这应该是小说《陈奂声进城》的精神内核所在，或者说是“文眼”所在。

小说的叙事主线简洁明朗，讲述农村人，即“漏斗户”陈奂生进城谋生所遇到尴尬境遇。看似个人简单的寻常经历，但一经挖掘却发现，小说的核心思想其实已经上升到了“古文明”与“新文明”产生冲突的高度了。在陈奂生“进城前”和“进城后”分别遭遇的尴尬之境拿来比较便可以理出端倪。

出城前：再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飞龙最狠”，人家说，一个说书的狠什么啊？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但受到同样的地域文明熏陶的农村人，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嘲笑，不过是互相打闹来取乐。

但“进城后”遇到的尴尬之事就不一样了：宾馆柜台前的姑娘得知他是吴书记的朋友立刻丢掉手里的报纸，甜甜的笑道：“是吴书记汽车送你来的？你的身体好了吗？”；但后面得知他连5元钱的住宿费都付不起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个 人物，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相较之下，农村和城里的待遇，堪称云泥之别。

从个体情感角度出发，导致这种文明反差的元凶是改革开放后的日甚一日的功利主义，但从历史兴衰更替的层面年看待问题显得更客观，更理性。高晓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首先小说的叙事手法上很严谨，用的是第三人称，从情感亲疏的角度看，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年人称，第三人称是远离主观色彩最明显的用称；其次在刻画人物上，作者也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来渲染农村人憨厚、淳善的性情来反衬城里人的势利和冷漠；也没有用过多的篇幅来描述农村生活的贫瘠和困苦，只是用轻巧，诙谐的笔触来烘染农村人生活的和谐，其意在凸显新文明和古文明的对立与冲突。

没有通过煽情来博取理解，没有批判的尖锐指向，没有以弱势者的受伤姿态来看待时代变革带来的迷茫与痛苦。在个人情感和时代趋势间，高晓声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冷静、客观的书写态度。

那么农村人到底该如何去适应和接洽自由开放后的新文明呢？这始终是小说《陈焕生进城》的终极追问，也是当下自由开放开放后的新文明迄今为止都无法绕开的重大难题。

对此，高晓声一边鼓励“不知精神生活这一名词”的农村人走出去，要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但他对自由开放的新文明，容易让人迷失本性的功利主义也是警惕的，质疑的。

陈奂生回到村里后“他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的道：‘此躺进城...........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了，试问全大队，干部、社员，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谁住过五元一晚的高级房间……’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显然，这样“陡增 ”的虚荣感是无法支撑一个人，乃至整个古文明的重托的。高晓声用询唤法将另外一个更庄严的主题摆在时代的面前 。这是高晓声的思考点，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思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