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富二代在玩啥？“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上）

王世襄

王世襄说：“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以我之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实不具备收藏家条件，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

王世襄，号畅安，汉族，福建福州人，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京城的官宦之家。

王世襄

“我的祖上是从江西迁到福建的，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高祖王庆云是前清翰林，曾任陕西、山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等职，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伯祖王仁堪是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徐世昌和梁启超都是其门生。

父亲王继曾和王世襄

我父亲王继曾早年留学法国，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派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后来北洋政府孙宝琦执政时，他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我的叔叔王允恭是同盟会会员，与黄兴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时驻苏联使馆担任过武官。

父亲抱着哥哥王世容和王世襄，父亲王继曾字述勤，福建闽侯人，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学堂，后赴法国留学，入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张之洞之幕僚

我母亲也是大家族，外公思想新派，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到英国留学，那还是十九世纪末。母亲1902年留学英国，学习西洋美术，著名的花鸟画家，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四舅金西厓是一代竹刻大师。

母亲金章，“我母亲是父亲的续弦，早年随舅父去英国留学，我这还保存着我母亲在英国学习时的英文作业，字写的工工整整。”

家里非常重视教育，父亲驻墨西哥两年，回国后算算是「待命公使」，就是随时有可能出使。考虑到要带我们出国，所以我从小就学英语，讲得很流利。父亲不让我进官场，认为没有意思。希望我学一门技术，走科技救国之路。他要我学医，但我从小到大学，全玩儿了。”

小时候的王世襄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过年亲戚家派老家人去各家送礼，四色之中有成对的山鸡。我儿时喜欢雄雉的长尾，拔下来插在帽子上，左摇右晃，自以为是群英会的周瑜。转眼之间有待送往其它家的雄雉长尾也被我拔下来，为的是凑成两根翎子。秃尾巴山鸡怎好当礼送，到处惹事，真成了‘七岁八岁狗都嫌’，淘气而害得老家人为难。”

左边是哥哥王世容，出生于巴黎，聪明伶俐很得母亲喜爱，但王世襄得猩红热时哥哥不幸感染身亡

“童年我有一个哥哥名王世容，比我大两岁。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而我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如上房、打狗、捅马蜂窝等，亲友都讨厌我。世容不幸十岁时病故，大家都说‘可惜死了一个好的’。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民国时期卖鸽子的照片，过去玩鸽子是要拜师的，学徒要3年：第一年给师傅养鸽子，铲鸽粪；第2年师傅给徒弟几对鸽子养，出小的卖了，除了留下点粮食钱，卖鸽子的钱都归师傅，第3年卖鸽子的钱都归徒弟，过年节给师娘买点胭脂就可以了，有不懂的师傅偶尔指点一下。每个徒弟只能养2个品种，这样互相不拆台，打价格战，彼此都有饭吃

我十岁时开始养鸽子，每天举大竿子撵鸽子，这对身体无害，可以准许我养。此后开始养蛐蛐(蟋蟀)，不仅花钱买，还结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晒得很黑，但步行多少里，也是个好锻炼，所以母亲也准许玩。

在清末民初的蛐蛐斗场，掌局者用戥子称好蛐蛐的分量，体重级别差不多的才能互斗。主人下注，旁人也可押码。蛐蛐进罐之后，主人用老鼠须黏在细竹签上做的探子诱其相斗，此时只允许蛐蛐的主人和“监盆”也就是裁判员围观，决出胜负

养蛐蛐的罐，唐《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每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闭蟋蟀，置枕函畔，夜听其声。”“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风从宋刮到明，而且广泛流行，明人有记载：“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

蛐蛐罐又叫“盆”，有瓷制的，最地道的还是泥浆制的。蛐蛐罐的制作始于南宋，盛于元明，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形状复杂，花纹多，做工精；北派形制简洁、素雅质朴、结实厚重

此后又学武功，请老师教八卦和太极拳。我还拜清代遗老宫廷运动员学摔跤，他们都是有等级的‘扑户’。从此身体特别好，在美国学校曾把美国同学手臂摔断过。母亲为我身体好，也同意我练武。

中国武术

‘扑户’们都喜欢养鹰捉兔和用强壮的大笨狗捉獾，我又爱上了这两项非身体好不能玩的玩意儿。燕京大学附近，我父亲有一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实际上只是种些蔬菜，栽些松树而已,只有几间平房和泥顶的花洞子。

王世襄家境宽裕，家在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王世襄一边求学，一边在这里种葫芦，制养蝈蝈的瓠瓶，还养鹰、养鸽子和狗，雅聚各类玩家

我大学四年除了上课，就在这儿度过,在那里养鸽、养鹰、养狗。还有两位爱鹰、爱狗如命的朋友，但已穷极潦倒，愿意和我一块玩，有粗茶淡饭就行，不要工资。他们都是老行家，教我如何驯鹰驯狗。程砚秋的叔叔荣三爷，就是其中的一位。

养鹰喝茶遛鸟斗蛐蛐是富贵公子或八旗子弟的生活主要内容 王世襄打猎归来，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王世襄养鹰的爱好一直持续到年老

我养蛐蛐，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

范制葫芦

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世襄，养鹰去户外狩猎物

王世襄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过去养鸽子的人们，对待鸽子就像对待孩子。自个吃饭不好好吃，扒两口剩饭就去喂鸽放鸽。他们还有一个习惯，一出门不往地上看，而是往天上瞧，因此常常踩狗屎。”

他描绘起儿时的鸽市：“过去几乎每条胡同上空都有两三盘鸽子在飞翔。悦耳的哨声，忽远忽近，琅琅不断。城市各隅都有鸽子市，买者，卖者，逛者，熙熙攘攘，长达二三百米。全城以贩鸽或制哨为生者，虽难统计，至少也有几百人。”

养鸽子的人家，他们自己并不称为养鸽子，而是盘鸽子。盘鸽子每天早晚两次，把鸽子赶到天上围着自己的屋舍旋转，行话叫打盘。二十四只鸽子叫一拨，一盘就得盘两拨，这样飞起来成行成列，仿佛毛笔蘸墨，随意在天上书写几笔，颇为写意抒情

读完几年私塾，父亲送王世襄到北京的美国侨民学校念书，这是一所专为美英侨民子女开办的中小学，学生全讲英语，只有少数中国学生。

“我在此从小学二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英语不用学，听就听会了。”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王世襄和父母在山中休憩，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王世襄十分受宠爱

他在美国学校本来颇得老师欢心，结果写作文，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气得把作业退回，评语是：“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无论写得好坏，一律给Ｐ（poor，不及格）。”

现在中国鸽子已经很少了，图为宋庆龄在喂鸽子

王世襄高中毕业后进燕京大学，开始读的是医学，结果主课门门不及格，幸好选修课分数高，于是转到文学院国文系。这下如鱼得水，成绩好，毕业之后，考取了燕京的研究生，研究中国画论。

王世襄和父母在一起，母亲金章(1884—1939)号陶陶，画家，是梁思成妹妹梁思贤的好友

“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玩了。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但写不好，名著也读得少，比起同学来要差，我不用功呗！医学预科念了两年，功课多门都不及格，本来应该是三年后进协和医院，结果被涮了出来。燕京大学规定，如有两门不及格就退学，但其他课如有分就可以继续念。这样，第三年又转文学院，当时同学有后来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史学家王钟翰等。”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成立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京文、理、法院系俱全，专业有国学、欧洲文学、哲学、音乐，到物理化学地质军事，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燕大教授有冯友兰、钱穆、顾颉刚、周作人、郑振铎、冰心、顾随、吴宓、吴文藻、容庚、斯诺

燕京大学的阅览室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

蛐蛐装里面可随身携带

1939年56岁的母亲因为高血压去世，对王世襄的打击极大，促成其人生第一次大的转折。

王世襄曾如此回忆当年心绪：“母亲病逝给我极大的震撼，深感玩了多少年，实在让父母伤心失望，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年考上研究院国文系，仍住在园中，但所有的玩物都不要了，鸽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专心致志，上课读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转变。由于受家庭影响，也由于狂妄无知，第二年上报‘中国画论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这是我最早写又是最难写的一本书，也是未写完已觉得不满意并有羞愧感的一本书。在园中一住又是一年，论文只写到宋末，获得了硕士学位。《画论》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到美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画论》写完。1943年才算把全稿写完。七十多万字，但自己总觉得很幼稚，不过罗列材料而已，很不满意，一直想修改，未能如愿。”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我认为他是个未知数。我们的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说‘你留学的事让我否了。你好自为之。’我回家后告诉家里人，他们说洪先生很正确，要是我们也会如此。”

1943年的王世襄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此时我父亲已年迈，身边仅我一人，但他还是下决心要我离开北京，南下谋生。我经过成都，燕大复校，梅校长留我当助教。我不愿教书而未就。到重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是我父亲的老同学，同意我任秘书，因只能伏案写公文，不可能见到文物，学不到知识，故请求故宫复原时再参加工作。我很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那里集中了多位大学问家，可以求教。请梁思成先生带我去见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只问了一句话‘你是哪里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他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我只好告退。最后梁思成先生收容我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名义是助理研究员，实际上是学徒。在学社我有机会阅读《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等，增加了我对传统家具的兴趣，对我后来的研究方向起了引导作用。”

明式家具，王世襄的哥哥在清华大学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学，住同一个宿舍。营造学社是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从此，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和营造学社的同窗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

1945年，王世襄与师妹袁荃猷喜结良缘。

“她是我燕京大学的校友，比我低几级，而且不同系，她是教育系。大学期间我俩并不认识，一九四○年我在燕大研究院写《画论》的时候，荃猷准备编写一部中国绘画教材作为毕业论文，燕大没有美术系教育系主任便介绍她来找我，从此相识。”

后来王世襄离京求职，临行，他送了袁一盆太平花。在四川，王世襄写了很多信给袁，只收到两封回信，其中一封是“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回到北平的王世襄，给袁荃猷带了一个火绘葫芦片小盒，这是他之前在信里许诺的——要是做好了就送给她。她打开小盒子，里面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红豆。袁荃猷说：“这是我们的爱情信物。”

俩人婚后很恩爱，袁荃猷过的是典型旧派闺秀生活，十指不沾阳春水，他们家的女孩子“不可入门房，不可入下房，不可入厨房”

俩人结婚之后，王世襄很快发现，太太除了琴棋书画外家务一窍不通。据说家务活仅限剥蒜，到了剥葱就不行，一根葱可以层层剥光，剥完发现什么都没有，于是埋怨老王：“你是不是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袁荃猷爱抚琴，1947年与张伯驹、管平湖、王世襄等一同发起组织北平琴学社，与溥雪斋等经常琴会雅集。照片前排左起许健、管平湖、郑珉中，后排左起王迪、沈幼、袁荃猷

1945年回到北京的王世襄开始收藏明代家具。那时候满街都是硬木家具，拆散着卖，很可惜，拆散的家具用来做算盘珠，做琴杆，做秤杆。

明式家具是用紫檀木、杞梓木、花梨木等制作的硬木家具，古、雅、精、丽，造型优美、稳重、简朴，选材考究，制作精细，线条简单、流畅

1946年7月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离开北京追缴多项文物，他在回忆文章中说：

“整整一年中，我们都一心放在侦查追缴文物上。当我将德侨杨宁史非法购买的青铜器目录抓到手中，并把编写图录的德国学者罗越带到天津与杨对质，使杨无法抵赖时，荃猷和我一样地喜悦兴奋。又当杨谎称铜器存在已被九十四军占领的天津住宅中，尔等可以去寻找查看，而九十四军竟不予理睬，多次拒绝进入，致使工作受阻，陷于停顿时，荃猷又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束手无策。”

王世襄，中英文俱佳，和国民党一起查缴接收重要文物，1946年12月，王世襄日本东京追缴被日军劫掠去的中国古本藏书。这些藏书有从莫高窟盗出的唐代经卷，也有《永乐大典》等珍稀古本。王世襄奔走一年多追回了2000多件珍贵文物，珍贵古籍106箱

荃猷对于王世襄做的所有事情，只有两个字：支持。某月月底，赶上儿子王敦煌的奶粉吃完了，鸽子的高粱也吃完了。王世襄说，“手里的钱买了奶粉买不了高粱，买了高粱买不了奶粉。我是买奶粉呢，还是买高粱呢？”两个人商量，觉得要是借钱买奶粉还算开得了口，要是借钱给鸽子买高粱，那就太不像话了。最后决定，把仅有的钱买了高粱，借钱买奶粉。

她的衣服，破了缝一缝，褪色补一补。他本来给她去鼓楼大街买衣服，结果半道上，看见喜欢的藏传米拉日巴像，买了回来，衣服忘买了。荃猷见了，却欢喜说：“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衣服以后再说。”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在北京芳嘉园北屋前合影

他们的朋友郁风说：“说起袁大姐这位主妇真够她为难的，家里已经塞满各种大小件不能碰的东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东西东躲西藏无处放，而王世襄还在不断折腾，时常带回一些什么。她常说累得腰酸背痛连个软沙发椅都没得坐（因为沙发无处放），家里全是红木凳。但是我了解她的抱怨其实是骄傲和欣赏，而绝不是夫唱妇随的忍让。”

 

家里来了客人，谈论起别的夫妇为了花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荃猷说：“长安别说吵架，脸都未曾红过，我真不能理解。”王世襄说：“荃荃也从未红过脸”。他唤她荃荃，她唤他长安（王世襄的乳名）。

俩人相伴六十载，感情甚笃

王世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经历请看下一篇，《民国富二代在玩啥？“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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