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代孕——伦理与社会的双重危机

  ——高中生眼中的代孕政策

近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人大代表提出了通过代孕解决部分家庭生育问题的方案，代孕政策有望放开。此案一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放开代孕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

  代孕，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代替他人妊娠”，这与生物上的胚胎工程密不可分。纵使我国的胚胎工程技术发展迅速，试管婴儿也缓解了一些家庭的生育危机，但这项技术在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都尚不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开代孕政策，无疑会造成一定的问题。要想完成代孕工作，不仅要给“两位母亲”注射过量的激素，还有经历冲卵（冲出桑椹胚或囊胚）、移植胚胎等复杂的微观操作。稍有不慎，就会给代孕双方带来致命打击。我们知道，胚胎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的，并且最终将发育为完整个体。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过程中需要直接进行显微操作的对象，并不是实验室中的小白鼠。可以说，每一个胚胎都是一条鲜活的人命。倘若胚胎冲卵后经过体外DNA鉴定发现其不能发育为正常个体，那么这个由被代孕双方提供遗传物质的小生命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早在用造血干细胞培养胚胎用于医治疾病的现象中就已引起人们的争议。利用胚胎干细胞医治疾病，是否有违伦理道德？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同样在代孕过程中遗弃有生理缺陷的幼胚也违背大众所广泛认同的“伦理”。

  再不济，在胚胎工程技术尚未完备的今天，代孕技术的精密操作极易出现失误。同时，正是因为技术尚不完备，推广未进行实施，代孕费用竟高达几十万。一旦出现差池，这天价的“锅”，由谁来背？并且如今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开放代孕，无异于是为这把争执的火，洒上了更烈的酒。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白衣”天使，也本不应该背这个技术的“黑锅”。

  抛开以上阐述的各种问题，在放开代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中，社会危机是最值得人们重视的。如今，是否开放代孕这一问题还在人们的争执声中浮沉不止，而许多公共女厕的墙壁上一贴满了“明文标价”的代孕广告。就是因为我国目前并未正式建立代孕的法律体系，所以代孕的广告还未明目张胆出现在大街小巷，而只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着不为人知的交易。如果哪一天我国政府正式放开代孕，难免会有人通过非法手段从中牟取暴利。设想：万一代孕合法化，代孕现象就会愈来愈普遍，那么技术也就会日趋完备，代孕母亲就会供不应求。而由于十月怀胎无比辛苦，代孕费用却不会随技术的改善而降低，反而会因供需关系的不平衡而日渐升高，这样无疑会形成矛盾。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持续加重供应负担，而这个社会又将如何弥补代孕母亲的空缺？答案可想而知。到时，我国的女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由此观之，开放代孕政策，弊之甚矣。

  另一方面，从代孕现象开始萌芽的原因来看，放开代孕，还有可能加剧我国社会的贫富矛盾。简单来说，由于十月怀胎辛苦不易，所以总有人不愿意承受这份看似伟大实则痛苦的经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代孕技术。而经济水平处于中等阶层的家庭，自然不会选择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代孕技术，也更不会牺牲近十个月的时间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换取那得不偿失的代孕酬劳。因此，代孕实际上是经济条件优越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的直面对话。而由于二者间差异过大，难免会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显然，经济条件不好的那一方将会成为冲突中的劣势者。如果代孕过程中出现问题，不仅会使被代孕者失去骨肉至亲，代孕者也将面临一笔巨额赔款。“贫者更贫”，无疑会加剧我国社会的贫富矛盾，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腿。

  反对代孕政策，并不只是女性群众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与广大男性同胞的利益息息相关。再设想，如果真有政策开放而代孕女性供不应求的那一天，女性的外出安全谁能够保证？生活在社会中，谁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谁能确保被非法掳走强行代孕的女同胞不是某位男同胞的妻子、女儿或母亲？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乃至为我国整个社会的安全问题考虑，坚决反对放开代孕政策。

  反对放开代孕政策，并不是完全反对代孕行为。相反，国家应在某些方面完善代孕机制。例如：对于存在生理缺陷而无法妊娠的女性，在合适的年龄，可携证明向政府提交被代孕申请，各机构对文件进行审批后该女性可获得带有相关机构章印的被代孕资格书，如能与代孕者达成协议，代孕即可实施。除政策所规定的各种费用外，被代孕家庭还需要额外给予待遇母亲补偿，并且要能保证代孕母亲能与被代孕家庭一同见证代孕儿的成长。代孕儿成年后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时，还应与代孕母亲的其他子女一同承担代孕母亲的赡养义务。

  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制定打击违法代孕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女性公民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将罪恶的非法代孕扼杀于襁褓之中。

放开代孕——伦理与社会的双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