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做一个主题活动，探讨的是关于现时代的精神状况，正好我在巴塞尔大学玩耍，于是老板让我在休假期间对雅斯贝斯做一个专访。
采访是在他家进行的，采访过程中雅斯贝斯一直是坐在他那高高的沙发椅上俯视着我，脸上挂着暴君般慈祥的微笑。以下是对这一访问进行的整理资料。
我：雅老你好，我看过您写的《现时代的精神状况》，正好昨天和威廉·巴雷特谈到了你，他说那本书中您十分全面地诊断了现今社会里的一切使人丧失个性的力量，并且看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努力使个人觉悟到，即使面对着现代趋向标准化的群众社会大潮流，仍然有可能过上本真的生活。您的这种乐观情绪哪里来的呢？
雅：我们的世界在其生活秩序上的强制性和在精神活动上的不稳定性，使其不可能保持住对现存事物的完善的理解。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易于使我们丧失信心。我们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有放弃行动的倾向。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尽管在总体上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图景，却仍然对自己在生活中的私人快乐保持了一种懒散的乐观主义意识，与此同时则满足于对实体性内容的沉思，因为这种态度在今天非常普遍。不过，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者都是过分的简单化，都是逃避现状的结果。
我（拿着公司事先给的问题卡）：对海德格尔说来，人的本质上为时间性的存在总是弥漫着“尚未”和“不再”这些否定方面；但萨特却远不止此，他把虚无所有的龌龊和下流全都张扬了出去，说它们像一股难闻的臭气或狐臭，老是缠绕着我们的人类境况。对您来说，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雅：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可以现成地交给他。毋宁说，他从他的自由以及他置身的历史条件造出他自己的本质。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人没有任何本质，只有一个历史。
我：戈尔凯戈尔曾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死了，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您觉得这符合现代人类的精神状况吗？您对于现时代的人类状况有什么看法呢？
雅：人或是追逐跳动着的皮球，或是唆使猎狗追逐逃窜的猎物，或是他利用迷宫般的社会诡计和娱乐活动来追踪这“球”和“逃窜的猎物”，不管怎么做，只要他设法自我逃避就行。或者，这位好公民已悉心安于“习惯”，为家室所累，工作很稳定，不必看他打发日子的性质，也不必看每天如何埋葬掉遗忘的希望或梦想，第二天早上醒来又如何重复过去那种日渐萎缩呆滞的生活。“习惯”和“旁骛”这两者，只要它们在起作用，就会使人看不到“他的虚无，他的孤独，他的机能不全，他的软弱无能，以及他的空虚。
我：您谈到了虚无，《致死的疾病》与《恐惧概念》是对新教徒的灵魂在巨大“虚无”边缘必定经历的事物的忠实记录。虚无对您来说是什么呢？
雅：我把虚无看做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这么说，潜伏在我们的脚下，是我们随时都可能跌进去的一条鸿沟和深渊。没有一个作家比帕斯卡尔更有力地表达出这种处于人类存在核心的基本偶然性，一种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意想不到地猛掷进非存在中的偶然性。死亡并非按约定正点降临。
我：如果我像胡塞尔说的那样，把一无偏见的目光转向“事物本身”，转向我自己的个体存在，一生一世都一直在实际地照看它和关切它，把现在任何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都统统悬置起来，我能够说我存在于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这个事实是我的存在的一个偶性吗？
雅：人的偶然性无处不在。出生本身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最初的偶然性，因为它意味着在“这个”时间里，“这个”地方，由“这一”对双亲，在“这个”国家出生；所有这一切都是蛮横给予的事实，他的生命必须试图以它们为根据。
我：虚无使您恐惧吗？
雅：我一想到我的生命短暂绵延，前前后后都淹没在永恒中，我所充塞的，甚至我看得到的空间也极其渺小，淹没在我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我的无限浩瀚空间；这使我很恐怖，并且对在这儿而非在那儿，为什么是现在而非那时，也惊讶不已。
我：虚无的出现有什么必然性吗？
雅：机械技术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抽象方向迈出的。这种驾轻就熟地生活在异常抽象水平上的能力，乃是现代人力量的源泉。凭着这种能力，他改变了这个星球，消除了空间距离，并使世界人口增加到三倍。但是，这种能力和人们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有其否定的方面，这就是现代人在陷入实际焦虑时，无根、惘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感受的空寂感，便一齐向他袭来。在花丛背后总有一具露齿而笑的骷髅。
我：现代社会好像弥漫这一股绝望的情绪，很多人喊着地球药丸，绝望这种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
雅：关于社会状况令人绝望地混乱、人们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意识，古已有之。绝望归根到底，绝不是对于外在事物，而始终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少女失去了情人，于是陷于绝望；但她绝望并不是对于失去的情人，而是对于“没有了情人的她自己”：这就是说，她不再能够从她自己逃避到这情人的思想或人身上了。
我：您这个栗子还挺生动的哈。
雅：对于所有损失的事例，不管失去的是钱，是权力还是社会地位等等，无不如此。不可容忍的损失其实不是它本身不可容忍；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由于被剥夺了一件外在事物，我们就赤裸裸地站着，看见了自我无法忍受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张着大口。
我：齐奥朗说过无所事事的人比忙忙碌碌的更能领会事物,并且更深刻:因为没有任何俗务会限制他们的视野。深刻或是某种程度的真理只能存在于学者吗？当然我不是说您无所事事，只是您有时间思考比较深刻的问题，那像我这样天天划水的人就一辈子触不到真理了吗？
雅：博学的神学家也许拥有全部所谓理性神学的真理，能够证明和反驳各种命题，而且一般而言还能够以最好的方式辩证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然而在他的心里，上帝却可能已经死了或者从来就不曾活过。另一方面，一个目不识丁、对正式神学一无所知，甚至无法确切说出自己信什么教义的农夫，却仍然可以是宗教的。用一种俗语说，就是他在真理中；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可以从他的举止仪表及生活方式辨认出这个事实。在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说真理基本上属于理性；大师识别他的门徒是否已经醒悟，根据的是他的举止表现，他已经成为哪一种人，而不是听他如何引经据典推理论辩。这类真理不是理性的真理而是整个人的真理。严格地讲，主观真理不是我所拥有的真理，而是我所是的真理。
我：太谢谢了，您这么一说我就好多了。
我：现代社会的趋势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雅：现代社会的主流是日渐趋向群众社会，而这意味着随着生活的日益集体化和外在化，个人便死掉了。对现今时代的社会思考是由所谓“多数法则”决定的，每个个人具有什么品格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个人加在一起凑成一个多数，即凑成“大众”或“群众”就行。而且，凡群众所在之处，便有真理，现代世界相信如此。
我：我注意到人们的注意力仿佛都被碎片化信息给瓜分了，微信公众号、新闻报纸、娱乐小视频，这对人有什么影响呢？
雅：新型媒体既然正在成为一种精神的王国——正如基尔凯戈尔在一个世纪前以惊人洞察力所预言的——便能够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靠二手信息处理生活。信息通常只是半真半假的报道，而且“广见博识”也替代了实在知识。更有甚者，通俗报刊的活动范围现在已经延伸到先前视为文化要塞——宗教、艺术和哲学的领域里了。每个人都装了一脑袋袖珍文摘四处乱逛。新闻事业越是有能力和现代化，它对民众心理——尤其是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威胁也就越大。把二手货和实在事物区别开来，这件事越来越困难，直到最后，大多数人都忘掉还有这么一种区别。技术成功本身为这个时期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至于那隐藏在这些外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即独特的和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衰退成了一片阴影或一具幽灵。
我（这是谁写的问题）：人间值得吗？
雅：不值得，当且仅当值得的时候。
我：蛤？
雅：我也是个很佛系的人，我觉得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为自由而进行的一场徒劳的努力。
我：根据老马的理论，人类将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社会而生存，这个社会具有完善的正义和充分的自由，它将保证所有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雅：我很熟悉那套理论，然而，老马的整个观点远非一种科学的认识，而只是一种理智的信仰。它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它自身也只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面露微笑）
我：应该是吧，这个问题简直猝不及防……
雅：所以你看，它只能以信仰的方式所具有的盲目的精神专横来维持自身。当信仰被瓦解时，它便从信仰走向这样的观念，即促使某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每一种可能的立场都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些人是从并非正常的前提出发的。他们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在物质利益和人的冲动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独立的存在。事实上，这种社会学产生不了认识，而仅仅表达了一种对虚无的信念，因为它把自己的标签贴到一切发生的事物上。
我：这好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自身永远证明不了自身的完备性。但老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道理的吧，他的主要缺陷在哪呢？
雅：哈哈，万物总是相通的嘛。老马通过这种社会学分析所作的种种研究，固然达到了特殊的相对认识，但同时仍是对在人的生存方式方面所作的精神斗争的表达。因此，所有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只有存在是绝对的。这些研究所赖以维系的论据建立在可变的前提的基础上，所以这些论据本身就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可以被置于彼此冲突的地位。在这种所谓的认识中，实际所是的人始终被遗忘了。
我：您觉得共产主义会实现吗？
雅：人类永远不可能肯定地达到一种彻底合目的的生活秩序，因为生活秩序本身被内部的种种对立所撕裂。这种内部冲突的斗争的结果就是，生活秩序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以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不平静地向前运动。我们不仅发现——具体地说来——国家与国家、党派与党派、国家意向与经济利益、阶级与阶级、一种经济势力与另一种经济势力之间的斗争，而且发现那些造就我们生活的力量自身就充满了矛盾。自我利益是推动个人行动的原动力，它在某一时候造成那些增进普遍利益的生活条件，在另一时候则摧毁这些条件。秩序井然的机器严格地界定了被原子化的人的功能、义务和权利，所有的人都被视作完全可以互换的东西，这样它就压制了创造性，压制了个人的冒险，因为这些因素威胁了秩序。然而，这架机器既然缺乏创造性，它就无法调整自身以继续适应恒常变化着的环境状况。
我：那从个人来看，矛盾将伴随人的一生吧。
雅：没错，生活并没有使自己最终完善，而是把不断重新产生的矛盾强加给你。
我（担心卡尔贝斯再这么聊下去估计大部分内容都发表不了）：咱别谈老马了，那还有其他您想抨击的学说吗，我很想听听！
雅：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放开说了。
我：可能的话还是不要太激烈，毕竟还要发表。
雅：除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人种学理论都是现今传播最广的人类自我蒙蔽的学说。随着群众生活的形成而开始盛行起来的直接的、野蛮的喜恶都在这些学说中得到了表达。
我：哦？何以见得？
雅：在马克思主义中，表达了群众需要共同体生活的方式；在精神分析学中，表达了群众追求纯粹的生活满足的途径；在人种学理论中，表达了群众希望借以胜过他人的那种范式。我承认所有这些学说都包含了某些真理，但这些真理迄今为止都未曾得到尽可能纯粹的阐述。《共产党宣言》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可能的相互因果关系给出了一种新的阐发，谁未曾受到过它的吸引呢？每一个精神病理学家也都知道，精神分析学曾给他以窥探真相的新视角。人种学理论中的某一有效概念虽然尚非现实，却也可能在一定的时候成为在全体人类的未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但它是什么以及将如何发生，其中包含怎样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尚不清楚。
我：所以这三种学说都有其巨大的缺陷。
雅：没错，任何社会学都不可能告诉我，作为命运，我意欲什么。任何心理学都不可能向我表明我之真实的所是。人的真实存在也是不可能作为一个物种而被哺育出来的。在所有的方向上，我们都到达了所能筹划和所能创造的界限。
我：虽然这三种学说达不到你说的那些目标，但他们作为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呀！
雅：认识，确实是我们能够用来努力促成被希望的生活过程的材料。但是，人只有在他能够把真正的认识与单纯的可能性区别开来时才是诚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精神分析学家的心理治疗处方，优生学家关于培育超人的可能性的观点，因其各自内容的暧昧不清，总是成为一些蛮横无情的要求，这些要求一旦被实行起来，就立刻会产生与其倡导者的意愿大相径庭的结果。你忘了你们中国的大跃进了？你忘了纳粹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如何对待我妻子的吗！
我（气氛有点僵硬）：我知道，但让我们聊点稍微轻松点的话题吧。
雅：YOU KNOW NOTHING！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人种学理论（优生学）具有特别的摧毁性！正像马克思主义认定一切精神生活无非是树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一样，精神分析学也认为自己能够把这同样的精神生活揭示为被压抑的冲动的升华。按照这两种看法，那仍然被当做文明和文化来谈论的东西，就像是偏执狂病症的产物。
就它们自身也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而言，它们是无法被反驳的。它们所信仰的乃是虚无。在它们的信仰中，它们狂热地相信教条主义，用这种教条主义紧紧抓住那些替它们掩饰虚无的存在形式：“存在着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冲动、本能及其变异形式”，或“人种”。人种学理论（优生学）则先已包含了关于历史绝对没有希望的……
我(虽然很不礼貌，但我还是打断道)：我最近看过一个节目叫《奇葩说》，是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挺有意思的。
雅：我正好看过那个节目，就是披着理智外衣的吵架，你看过那部剧《斯巴达克斯》吗？《奇葩说》就是语言形式的古罗马斗兽场。
我（舒了一口气）：没看过，不过我上小学时课文里讲过斯巴达，但使我真正感到有趣的是里面的观众似乎一直在转换着立场…….
雅：我们不要像一个钟摆那样思考生活，摇摆于对它的肯定与否定之间。我们应该不断地设法保持住我们自己对于生活秩序的界限的意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种关于生活秩序可以被绝对化的观念就不可能为我们所接受。我们的意识，一旦不为这种观念所累，一旦承认实在只是在其相对性上是可知的，就自由地转向另一种可能性。
我：最近几期越来越打感情牌了。
雅：生活中很多人们分不清他们到底诉诸理智还是情感。生活摇摇晃晃地迈着脚步，它并不真正理解它自己正在使用的语言。它没有确定的目的和意志，这一点在下述情况中变得十分清楚，即当疑难的问题并不涉及如何用技术来供应人类生活必需品时，这种问题却被错误地当做与技术供应有关的问题来表述。在这类情况中，那些自称有头脑、讲究实际的人，事实上完全陷于困惑之中。由于没有任何能使人信服的见解可以推进讨论，所以就求助于富于表现力的感情语言，以便用这种语言来达到对问题先行判断的特殊目的。从那些在生活中失去方向的人的口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词语：“爱与和平”、“生活的神圣”、“死亡的威力”、“人民的最高权威”、“人民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人民的事业”，等等。尽管以这种方式回避讨论，他们却仍然间接地暴露出他们正在谈论的事情原非任何一种生活秩序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他们已经脱离了他们自身的根基，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了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这是一种在两极之间移动的诡辩，其中一极是自私的生活的机会主义灵活性，另一极是非理性的情感冲动。
我：您认同群众至上这种观点吗？
雅：群众概念的多义性是极其明确的。这种多义性完全与确证某种绝对的努力相抵触。尽管如此，在今天，一提及群众，就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兴奋。此中的含意似乎是，群众概念——它虽然能被清楚定义——可以等同于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可以等同于合目的性。“群众”这个词愚弄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会被它误引到以数量的范畴来思考人类的方向上去：好像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无名整体。但是，群众在任何可能的定义上都不可能是那使人如其所是的本质的承荷者。每一个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可能的实存，都不仅仅是群众的单纯成员，都对自身拥有不能让渡的权利，都不能以丧失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立实存的权利为代价而被融化到群众中去。诉诸群众概念，是一种诡辩的手段，为的是维护空洞虚夸的事业，躲避自我，逃脱责任，以及放弃趋向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努力。
我：在采访之前我谷歌了你，我能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
雅：不能。
我：像您刚才谈到老马时提到的，您的妻子是犹太人，当初受到了很多的迫害，害得你也丢了工作，她当初为了你甚至要求你放弃她，但您当然没这么做，是什么支撑着你的这个行为呢？
雅（在他那高高的沙发椅上，眼里似有泪花）：如果我放弃了她，那我全部的哲学将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受到一豆油的启发写的这个伪访谈，正如译者说的，雅斯贝斯不使用普遍范畴的形式来谈话，而是着力于提出问题，阐明思想的选择，引用大量心理的因素以彰明实存在现时代中的堕落或者隐喻人的自我拯救的可能性，所以当初我所习惯的思维导图形式的笔记在此也不适用。当然雅思贝斯的很多内容在这么小的篇幅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能做到引起一下读者对于《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的兴趣以及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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