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将唐诗的魅力彰显得淋漓尽至,令人痛哉快也!唐诗的魅力是全方位的,很难说清道明,笔者试从多个角度略作阐述。
在此,先来谈谈诗人胸襟的魅力。
唐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时代。唐代诗人是这个伟大时代的标志之一。然而诗人无博大胸襟,诗作则无高远境界,诗作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唐代诗人的胸襟不乏博大高远,诗圣杜甫是其杰出的代表。
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出生于“奉儒守官”之家,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经过十年(前后三次)的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弟。当年十一月安史乱发,次年六月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此后数次任官弃官,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正于他在诗作《旅夜书怀》中所言:“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然而,杜甫一生,无论仕途怎么坎坷,生活怎么漂泊流离,但他的报国之志、怀民之思矢志不渝,这正是他博大胸襟之所在。
忧国之思溢于言表。他于757年,即安史之乱的第三年,陷身安禄山叛军铁蹄之下的长安。这年春天,他伫立四望,春光满目,鸟语花香,他全无春色给人带来的快慰,挥毫写下《春望》。开篇即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京城陷落,国破家散,大好河山依在,花木如常,但人烟稀少,遍地荒凉。所以他发出渗入骨髓的“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的淋漓感叹。
伤民之叹连篇累牍。诗人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四年,写了达到现实主义光辉顶点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安吏》主要是写相州兵败后唐朝政府征兵益急的情况;《石壕吏》主要是写诗人亲见亲闻唐人为了加强防御,强行拉夫“捉人”的史实;《潼关吏》写的是唐军在潼关修城筑池的现状;《新婚别》通过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别的典型事件,形象地反映安史之乱中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垂老别》描写一个垂暮老翁被征服役,含泪悲诀老伴的悲惨故事;《无家别》写了一个战败逃归的士兵又被拉去当兵的故事。组诗通过几个典型史实,真实地揭露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人亲历其灾,但想到的、写下的全是天下下苍生的痛苦。《无家别》中“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是诗作主人公饱含血泪的控诉,更是诗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无情鞭挞。诗人沉痛为民,鞭挞亦为民。
颠沛流离不失青云之志。公元768年,杜甫从夔州出峡,流落在湖北江陵、公安等地,时年五十有七,尽管年迈多病,环境又愈来愈恶劣,但心志不衰。诗作《江汉》中写出此时心境:“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这是诗人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宽广胸怀的真实写照。
是不是杜甫心中只有国而无家呢?答案是否定的。他的一首《月夜忆舍弟》就能说明问题。“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兵。”公元759年秋,杜甫旅居秦州,他当时与亲友几乎失联,深感孤寂,于是写下了思念弟弟的诗,足见兄弟情深。尽管是思念兄弟,也时刻不忘自己的故乡,一句“月是故乡明”微妙地表达出诗人对家乡思念之深、怀念之切,然而小情缘大情而生。“况乃未休兵”把家愁和国恨紧密联系起来,终不脱诗人博大胸襟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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