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也继承发展了这种散文笔法，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捻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西方社会里的人生百态。

他曾在一个颁奖礼上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他的小说无时无刻不引人思考。昆德拉存在主义及白描似的手法如同给予了大家一个宽广的舞台，让大家一起在上面思考着，涂鸦着。有一种说法：昆德拉的书被世人反复地误读着。也许大家的思考结果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思考过，我们需要的是认真解读的过程进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

米兰·昆德拉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这使昆德拉的小说叙事显得很像哲学。对于昆德拉来说，小说的喃喃叙事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他所谓的“精神的最高综合”就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最高综合，是反形而上学的、实验性的生活信念。

2. 存在主义

米兰·昆德拉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倾向，昆德拉是很明确自己的写作任务的：

“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

这样一句话就把他的小说与那些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划清了界线，如果说原来的小说家力图向读者证明他所写的就是现实，就是真实的话，昆德拉则用一副无辜的眼神望着他的读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可能性”成为我理解“存在”时最先想到的关键词，正如《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所做的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正如开篇探讨的尼采的“永恒轮回”观，正如他把生命比喻成“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导致的结果各不相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哪一种是更好的，在永恒的可能性面前人永远面对着选择，而一旦决定了，这个选择及其带来的结果便成为了你的本质，但这仅仅是你存在的一部分，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其他的选择也构成了你的存在。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摘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所谓存在之重，即存在的沉重感、压抑感。在生命的循环中，人有了欲望、理想、责任、义务与由此而来的种种束缚，而一种欲望的满足又导致新一种欲望的产生，永无止境，于是便饱尝痛苦、磨难、深重与压抑。然而，实际上，生命只有一次，逝去的不会再来，只是人们不愿让一切轻轻飘去而坚持要赋予存在以意义，在昆德拉看来存在之轻才是存在的真实境况，存在之轻源于存在的毫无意义。

3.媚俗

“媚俗”一词源于德语的Kitsch，昆德拉认为，媚俗是以做作的态度取悦大众的行为，这种行为侵蚀人类最初美好的心灵，是一种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Kitsch，失掉了最开始那种解放个性的初衷。媚俗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自己。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脱俗。媚俗不仅仅是某些人或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由于媚俗，人们往往会用意志代替个人追求，由于媚俗，人们往往会扭曲自我的价值判断以迎合整体的价值取向。当整个价值判断体系完全失重，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无从判别，甚至形成一体时，生命在外界和内心的沉重抗击之下也就变得无所适从，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昆德拉揭示了人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但他和我们一样，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民族历史、个人生命都只有一次，没有初排，没有草稿，选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我们不选择媚俗，又能选择什么呢？安知抗击媚俗的决心和勇气不是另一种更大的媚俗？如果媚俗不可避免，那么所有“沉重而艰难的决心”不都是轻若鸿毛吗？这又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由此对生命的终极意义表示了怀疑。我们无可选择又必须选择，我们反对媚俗又时时刻刻都在媚俗。

4. 政治与性

有人总结，昆德拉的小说总会出现两个场景：政治与性爱。就人的社会性而言，是一个政治动物；就人的个体性而言，人又是一个性爱动物。在性爱和政治，或私人化或公众化的生活中，人类都能爆发出惊人的狂热，犹如两道强光照亮人们的心底世界。昆德拉正是凭借这两柄利剑，挑明了一系列存在的真谛。

在个人与社会、生理与心理、灵与肉之间，对性爱与权力的渴望成为人类本性中追求“自由自在”(制人而非受制于人)的生动写照。昆德拉精辟地发现了公众和私人领域之间这一内在的隐秘联系：重大的(看上去不可思议和毫无人性的)历史事件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和这种控制私生活(非常平凡和十足人性的)情境的心理机制，其实是一回事。”

因此，昆德拉从政治这个公众领域中发现个人的无意义，又从性爱这个私人领域中发现政治的残酷可笑，二者互相纠缠与参照。政治异化导致了人对生活的失望与怀疑，因而人逃遁到自我的内心，希望在性爱的世界中找寻另一个自我，弥合心灵的创痛。但这一寻找依然是难以奏效的，昆德拉试图借助刻画人的灵肉分离探讨人存在的种种方式，探讨人在精神异化情态下肉体可笑的表演以及精神折磨时刻肉体的放纵。阅读这种政治异化下的性爱描写，我们一方面发觉荒谬可笑，另一方面也不由陷入对存在的深深思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