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东方西方的传统社会，人们普遍都是鄙视追求利益的，甚至普遍形成了为富必不仁的极端思维方式。所以，近代仇富的主义首先在西方形成系统化理论，乃至劳资关系经常走向极端冲突，足以证明全世界的传统文化都在发展过程中误入了歧途。
劳工阶层从传统文化形成的思维方式，极少会真实反映传统文化的本质，普遍都会基于个人所处的立场偏离真理。既然已经在思维方式上前置设定了为富必不仁，资本家必定会剥削。那么想要实现道德社会，就只有消灭资本家阶层，寄希望于圣贤治世这个途径了。
所谓圣贤治世，就是充分相信和依靠思想品德高尚的人，让思想品德高尚的人不仅是掌握权力，还必须掌控财富。于是，就必须讲道德讲信仰，用道德或信仰培养思想品德高尚的人。然而，讲道德最大的难度，就是在对道义的理解上不容易达成共识，普遍都是基于个人所处的立场在曲解道德。讲信仰也是如此，普遍都是基于个人认知自以为义，极少可以反映真理。
当道德或信仰事实上会因为立场不同，很容易被曲解利用的时候，用道德或信仰培养出来的所谓思想品德高尚的人，多半坚持的必定还是从立场而来的利益。所以，人们普遍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在讲道德讲信仰，就是从本集团本阶级的利益在讲道德讲信仰。只要有了倾向性的立场，就普遍都是想要强迫不同立场的人接受自己认为的道德或信仰。近现代世界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和各国内部的政治迫害，几乎全都是由于立场不同，不能在道德或信仰上达成普遍共识，无法用道德或信仰实现妥协导致的。人类社会缺乏普遍共识，就很难实现进步与发展需要的和谐环境。
现代社会的人们发现依靠道德或信仰很难达成普遍共识，就开始从趋利避害讲民主讲法治。通过讲民主讲法治，逐渐形成了容易理解的制度和契约。讲民主讲法治有具体化的制度和契约，比抽象化的道德和信仰更加容易达成普遍共识。现代社会普遍能够实现相对和谐的环境，几乎都是讲民主讲法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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