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瑞颖
还原真相
如果在公共场所捡到一个钱包，钱包里有失主的电子邮箱地址，你会通过邮件联系对方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阿兰·科恩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让研究助理将“捡”的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公民的诚信度。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这项研究。在所谓的“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倒数第一。
与现实相悖的结论，以及对诚信的狭隘定义，让研究陷入巨大的质疑中。2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报道。
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程曾向《科学》发出邮件。他们辩驳说该研究结论是基于单一且偏西方视角的测试方法，并未考虑到各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
遗憾的是，《科学》的编辑对于缺乏实证数据的辩驳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这篇论文的评论区。
一个有着200多位学者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里也在激烈地讨论着。交流群群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有些坐不住，干脆发出了重新探索科恩等人研究的倡议。
最先响应的是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她还邀请周欣悦正式加盟研究团队，孙亚程也在之后加入。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团队很快就集齐了来自全国14所高校，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学者。
“要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这也是作为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杨芊说。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除了探索科恩等人的研究，他们还补充了“钱包回收率”作为公民诚信度额外的衡量标准，并在事后对员工进行了回访调查。
研究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科恩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这项单一指标来衡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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