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

      这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世人认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人辩护的人的态度。——艾伦·德肖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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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律师存在很多误解，比如我就经常遇到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律师要收钱，你们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吗？”、“不就是说了几句话吗，为什么这都要收钱”等等。但这其中，我认为最大的误解也是对律师中伤最重的，就是指责和攻击那些为人们口中所说的“坏人”做辩护的刑事辩护律师。人们无法理解，作为自诩是法律和正义的捍卫者的律师，为什么要去为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辩护，去想尽办法的维护这个“坏人”的权益。难道，是为了钱？又难道，是为了想讨人骂？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律师这一职业。在搜狗百科上搜素“律师”字条，上面对于律师的定义是：“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律师跟大多数的专业工作者一样，是通过国家的认证后，依据法律，接受当事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

      律师的职业设定，注定了它是一个很容易引发争议的职业，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是与非、法与情的漩涡中。在法的世界里，唯一可以置身事外的只有法官，他们居中裁判，依法从事。律师则不行，律师是有立场的，律师的天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最大可能的维护委托人的权益，这就必然的导致了律师常常要站在某一方的对立面，公安机关、检察院、对方当事人、对方律师，有时甚至是法院以及一些国家权力机关。律师这一职业的性质和特点，为我们被社会大众推上风口浪尖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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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闹得人尽皆知的劳荣枝一案，作为她辩护人的吴丹红律师遭到了网暴。在此我先不谈观点，简单介绍一下案情，根据公开的案情介绍显示：1996年至1999年期间，劳荣枝与情人法子英共谋并分工，由劳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由法子英实施暴力，先后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4起，共造成7人死亡。案发后，法子英被警方抓获，并于1999年12月28日执行枪决；而劳荣枝使用“雪梨”等化名潜逃，2019年11月28日被抓获归案。

    2020年12月21日，劳荣枝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劳荣枝被控犯下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三宗罪。2021年9月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劳荣枝被判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罪，决定执行死刑，劳荣枝不服判决，当庭提出上诉。2022年8月18日上午9时30分，劳荣枝案二审在江西高院开庭；同日，劳荣枝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权发表异议，被法庭依法驳回。劳荣枝否认了检方对其“故意杀人罪”的指控；8月20日，劳荣枝二审庭审结束，法院择期宣判。

      很多人骂吴丹红律师的原因主要是看了各种真假未定的新闻报道，以及一些涉案公诉机关和部分公众人物对案件的描述。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几乎所有公开的信息都在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劳荣枝是一个丧失人性的女魔头。这种未经证实就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让观众陷入了一种“正义的狂欢”，仿佛一瞬间，人人都是明察秋毫、火眼金睛的包青天，早已经洞察了一切。这个时候，任何提出与大家相反的讨论或者做出违背大家意愿的事的人，哪怕他是合法的，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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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吴丹红律师五十五页的辩护词，里面提到了很多点值得大家思考。比如吴丹红律师依法去南昌第一看守所会见劳荣枝，刑拘通知书上写着关在此处，但系统却查不到这个人，实际上劳荣枝当时被关押在中寰医院。第二天南昌市公安局就安排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会见，按照法律规定，家属先行委托的律师优先于后指定的律师，但吴丹红律师却无法会见当事人，这样的做法在程序上已经违法；又比如吴丹红律师在审查证据材料中发现存在疲劳审讯的问题；再比如本案属于有社会重大影响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和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等问题。我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办案机关违法的地方，还有很多疑点尚未列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一看便知。

      很多人不明白，有些案件明知道人就是嫌疑人杀的，为什么还是要走一套繁琐的程序，直接拉去杀掉不就可以了吗。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我们吃过很多亏，也因此发生过很多冤假错案，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聂树斌案。当时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聂树斌被执行了死刑。但20年后，案件的真凶却在河南落网，聂树斌被判无罪。可这份迟来的判决，对聂树斌却再也没有了意义，20年，坟头的草早已长青。不仅仅是聂树斌，还有佘祥林、赵作海等，有的永远失去了生命，有的失去了一生的自由。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在告诫我们，如果没有对办案机关及时、有效的监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被冤枉的人，如果大家是聂树斌、佘祥林，在所有人都在喊着要杀你们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你们就是坏人的时候，你们会希望有一个律师来为你辩护吗?

      如果仅仅依照一方单方面作出的结论和媒体的大肆渲染造势，就可以判定一个人有罪，这将是对我们社会和制度最大的讽刺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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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一直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比让一个人逃脱处罚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让一个无辜者蒙冤，逃脱的罪犯还有抓住的机会，但无辜的受害者可能再也不能发出声音。我想这个观点应该也是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的，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先例一再告诫我们，个人的理性和认知是有局限的。我们没有办法仅仅通过自己看到或者听到去判定一个人该不该死，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来确认，而这套程序里面，必须设置一个人要在站在嫌疑人的立场，为嫌疑人发声且不能遭遇不公正的对待，这样他才能依法凭借一己之力对抗处于强势方的公诉机关，让法律的天平保持平衡。所以我为那些敢于在大案要案中担任辩护人的律师们点赞，他们被千夫所指，但他们是真正的孤单英雄，是中国法治的良心。

      近年来，《刑法》陆续进行了修改，许多旧法中应当判处死刑的罪名都已经删除，少杀和慎杀是我们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每一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必须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反反复复经过大量的论证和研究，所有的谨慎和小心，都在默默地告诉每一个人，剥夺生命的处罚是不可逆的，一旦错判，便是当事人及家属的一次难以弥补的伤害，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巨大损害。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是排除合理的怀疑，远高于民事案件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换句话说，即使一个人真的杀了人，如果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足以证明这一点，哪怕法律也不能去制裁他，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为了追求公平正义必须要承受的代价。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套完美的制度可以鉴别谁是好人和坏人，并同时兼顾公正。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某人有罪，这是我们对我们认知能力的自知和妥协，事实证明，相较于古时候的“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愿放过一个”，我们现在的制度更加科学和人道。

      所以，请相信我们的法律，请相信国家对维护每一个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考量，请相信我们律师捍卫法律和正义的决心，我们为坏人辩护不是为了保护坏人，律师并非铁石心肠，并非对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无动于衷。律师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博取名利而颠倒黑白，而是为了让法律得到正确的适用，监督办案机关能够依法正确地对待每一个嫌疑人、依法取证，尽可能让无辜者免受公权力的误伤。让我们的司法制度日臻完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司法正义！

作者:庄隐

姓名:曾祥同，职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