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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挣扎: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

末世挣扎: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

作者: 唐都浪子 | 来源:发表于2022-05-18 00:10 被阅读0次

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萌发

严复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地位,实质上是一个启蒙者。他虽曾鼓吹、呼吁变法,但后来却极力反对变法。

同样的困惑,康有为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他们都是国学大师,太了解中国文化特质与变法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与悖谬。

严复对待变法的模糊态度、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的辛苦创建,从一个侧面足以说明:在古老中国实行变法之曲折艰难。

即便是微小的想法与动作,亦绝非圣贤志士而不能为之。稍不留意便会失败,结果就是血的教训与生命的代价。

仅此而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兴衰之交的变法失败史;相似的历史故事,总是在不停地轮回。

当时中国,因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严复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均已达到巅峰;然而,严复的政治主张却十分保守。

严复认为:国之不强,是因为做为社会细胞的民众民智守旧、民风落后、民力贫穷所致。

因此,社会的进化和变革,当务之急应使国家富强;而国家要富强,就要维新变法;变法之根本在于教育国民,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云云。

简而言之,严复的政治主张,颇似如今的素质论;他不赞成中国立刻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严复这一政治主张,在传统文化意识支撑的中国社会上层,很有市场。

康有为从严复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中得到启示。所以,他一直试图以国学残存的相关变法理论,阐释自己的维新思想,以期从社会上层,寻求变法的突破口。

二、康有为主持公车上书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近代维新运动理论的创建者;有南海圣人之誉。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举人正在参加当届会试,遂引起爱国举子的极大愤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组织发动应试举子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不能批准签约。

康有为亲笔写下过万言的请愿书,呈递督察院,当场就1300多名举人联名签字。这就是近代闻名的公车上书。后来,清廷以已经签约,不可挽回为由,拒绝了这次请愿。

康有为们在请愿书中,痛陈列强侵略,对民族危机忧心忡忡。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提出变法维新的强国主张和救国方案,初步提出建立类似于西方国家议会制的政治要求;具有一定的爱国性、思想性和进步性。

这次请愿,也打破清王朝士人不可涉政的陈规。虽然请愿要求没有被清廷采纳,但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进步官员的赞赏。

本次会试,康有为中榜,授工部主事。但康有为没有到职,继续从事维新活动。他归纳群策众议,把请愿书内容又增删数次,向光绪皇帝继续上书,强调自己的变法主张。其中提出三个大胆的建议:

1、上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行之可强。

2、中策:集群臣谋变政。行之犹可固弱。

3、下策:任疆臣各自变法。行之不尽亡。

清廷各部官员阅罢,皆因内容涉及政体,恐怕受到牵连,都缓于代向光绪帝传递。但康有为的请愿书切中时局、言真意切、内容充实;故被官员广泛传抄,在清廷政坛和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与反响。

后来,康有为上书的精华内容,又被津沪多家报纸全文刊载。1898年初,光绪皇帝终于在报纸上看到康有为的上书;阅后深为感动,遂即表示坚决不做亡国之君,一时坚定了变法决心。

光绪传令召见康有为,共商国是,但被奕訢以本朝官员,非四品以上不得召见为由,屡加阻拦;后改由李鸿章、翁同龢等五部大臣共同对康有为“问话”。

他面对五部大臣的询问诘难,慷慨陈词,对答如流,得到帝党要人翁同龢大加赞赏。接着,翁同龢极力向光绪保荐,称康有为强过自己百倍有余,请举国听之云云。光绪再欲召见,又受到奕訢的阻拦。

康有为并未恢心,继续上书,鼓动光绪履行变法。但康有为采法俄日、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政的建议,绝对行不通。

其一,因为光绪皇帝不像彼得一世那样掌握实权。其二,中国维新派的力量,与日本维新派的力量根本无法相比。因此,注定中国近代维新运动暗淡的前景。   

三、康有为其人其学

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岁即从师于广东名儒朱次琦。后来专研学习道学、佛学和陆王心学,具有很深的国学功底;但却总是忧患百经未闻道而心生厌倦。

时值列强瓜分中国市场,使二十岁出头的康有为憎恨侵略者,不满清政府;心中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接着,康有为毅然放弃修学走上社会,寻求救国真理。

他历游中国南北,广泛接触进步人仕,研读经世致用之学和洋务派思想家早期的维新著作,接受新风气和新风潮的洗礼。

当他看到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区内人情风气良好、社会秩序井然,始知西方治国有度,不似古之所谓夷狄之属。遂开始购西书专研西学。经过几年的探索,他认定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

1888年,康有为借进京应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痛陈中国强邻四逼的危局,提出必须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这次上书虽然失败,却广为学界称颂。

康有为此榜未中,回到广州后开设学馆、收徒讲学、著书立说。讲学之时,他一反旧式学馆讲授宋明理学的陈规,大讲中外之故,探求救国之法。

其时,学生中的梁启超、麦孟华等人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后来都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骨干和领袖。

1895年,当康有为和弟子再次进京应试,恰闻《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接着公车上书,再次表达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社会开明人士和进步官员更大赞赏。

康有为此榜得中,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到职,继续探求救国理论,进行维新活动。期间接触严复的《天演论》,为之惊喜,受益非浅。    

四、变法理论的创建

康有为认为:欲在中国实行变法,先必须说服清廷的顽固派。从讲学至1888年的十余年间,康有为陆续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作品,完善自己的维新理论。

1891年,他刊印《新学伪经考》,在于说明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古文经为伪经。

康有为考证说:古文经,是西汉末年由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是王莽新朝之学,当称新学;新学伪经,湮灭了孔子提倡改革的微言大义。特注:此“新学”之新,乃王莽新朝之新,而非“西学”之新。

康有为又说:西汉时代的今文经、即《春秋公羊传》系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再注: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含有变革思想。

康有为还说:清代正统学者,不辨古文经之真伪,高谈的汉学,实乃王莽新朝的新学伪经是也云云。

呵!经康有为如此一“考”,大清帝国的理论基础:即所谓“清学正派”的根基,一下子发生动摇。

再者,此书之旨,又在提示人们对中国古籍不要迷信,皆须重新考评。

康有为对古经文思想如此变通,无疑是对顽固派的致命一击。为自己的变法奠定思想基础。

历时六年,康有为于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更是他精心编著、为维新运动建立理论的奇妙之作。

五千年文明的古中华,有着顽固的文化思想痼疾:既便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一直都讳言政治革新。

所以,康有为必须这样做,从儒家经典中先建立变革思想。《孔子改制考》的内容精华主要有如下两点:

1、创立孔子改制说。此说在于向顽固派文化人传递一个信息:变法其实并不违背圣人之教。从而变法创建理论基础。

2、创立新三世说。康有为把严复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融合于历史进化中推演糅合,做出符合变法思想的新解。

简明的说:用近代资产阶级的维新观,附会古代儒家的公羊派变革学说。康有为创立的新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向前进化。

据乱世,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人类社会如此发展,是历史进化的必然。

康有为特别认真地强调说:当下中国,处于要通过维新变法,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的危急时期。

呵!经康有为如此一“考”,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派,立时傻眼;那些宣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环历史观的古文人,也显得苍白无力。

康有为师法严复,通过对儒学和孔子形象的大胆改造,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嫁接一套“中西合璧”的变法理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说还无法挣脱封建制度的桎梏,但却颇具独到、进步的特色;也是为了让清廷统治者对维新变法运动,先从思想上有所适应。

康有为创立的维新理论体系,自有他的进步价值。

他的这套变革与变法理论,不但对近代资产阶级变法运动起着鼓舞指导作用,并对以后革命派革命理论的创立,都有重要影响和深刻启迪。

唐都浪子《近代国学大厦的坍塌》之: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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