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阴历八月初十（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嘎尔尼。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研究宾礼与帝国觐见，关注的焦点正是乔治·马嘎尔尼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1973年到达乾隆的宫廷。
五礼之制源于周代，宾礼是古代天子、诸侯接待宾客和士相见时的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清朝外邦觐见需递交入境请求，等待答复，呈递国书、礼单、使团成员及官衔名单。（《大清通礼》）
1792年10月22日至12月3日，得到乾隆允准的使团以庆贺皇帝83诞辰、怕礼物在长途跋涉中损坏为由，直接泊船到天津，以避开他们所认为的愚蠢的地方官员。
乾隆很重视英国首次访华，下令特殊对待。徵瑞负责索取清单，梁肯堂负责食宿供应。马嘎尔尼认为梁肯堂彬彬有礼，钦差大臣徵瑞虚伪冷淡。使团所带礼物分作两批，庞杂的留在北京装配，轻巧的运往热河。马嘎尔尼突出天象仪的复杂，说要一个月才能装好。乾隆认为他有些傲慢，决定减少梁肯堂接待英使的事务与责任。
1973年8月，陷入了一场礼仪危机。马嘎尔尼的建议是清廷指派地位相当的人对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不然，他坚持单膝下跪吻乾隆的手。在英国人看来，匍匐拜倒是亚洲人奴性和女性化的典型特征，磕头有损君主尊严，会打击英国主权观念的核心。8月29日，乾隆斥责徵瑞等人被动、协调不够。9月9日，乾隆认为马嘎尔尼使团是无知外夷，回途应以平常之礼相待。谈判最终回到正轨，使团被特许按照英国礼仪觐见，单膝下跪但不吻手。马嘎尔尼有所记录：觐见未磕头，将国书直接递到皇帝手中。一般而言，给皇帝的信件由礼部递呈，使者在通向大殿西门的西边的台阶下跪安磕头。根据官衔高低，使团每个人都得到了赏赐。皇帝赐马嘎尔尼一柄绿如意——和平与繁荣的象征，马嘎尔尼认为它“价值并不高”。马嘎尔尼对自己所带礼物非常自信。据说，皇帝在圆明园参观完英国的礼物后，评价是：“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孩。”
觐见第二天，马嘎尔尼随从和珅、福康安和福长安游览了热河皇家园林，意识到自己的礼物可能“相形见绌”。他认为和珅教养良好，福康安令人厌恶。此次游览没有谈及商业，他很快致信和珅，请求在珠山进行贸易活动。请求得到口头允诺，没有书面凭据。
马嘎尔尼9月19日再次对和珅提出请求：允许船长处理浙江海岸的贸易事物；允许两名传教士在北京为帝国服务；允许他们直接与广东的使团成员通信。请求被采纳，诏书签发。清廷怕使团恳求无餍，敦促使团离开。
9月23日乾隆下发手谕， 一是回顾礼仪过程，认为英使傲慢，应回到中线上来，不必特殊对待。二是给乔治三世的信函的版本之一。（何伟亚认为不可能是在10月4日之前写完的，那天马嘎尔尼才递上他的第六条请求。）对马嘎尔尼的包括六条请求的清单，（允许在珠山、宁波、天津贸易；在北京、广东、珠山建货栈；在广东和中山修建商人住所；改变澳门与广东之间的运输税。）乾隆的答复既然澳门已有公行和译者，外国人就不可能再在其他任何地方进行贸易。清廷关心的是商业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不能让贸易引发人们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10月2日， 马嘎尔尼争取到机会与在京官员商谈“商业”事宜，和珅将话题转到皇帝对大使健康状况的关心。使团被催着返航。马嘎尔尼遭到连续不断的挫折，他思考着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对曾经大革命时混乱的欧洲有偏见，朝廷拒斥革新，皇帝垂暮，朝廷重臣不予合作……
10月10日至11月9日，使团从北京前往杭州。皇帝拒绝了传播基督教的请求。愤怒的马嘎尔尼觉得中国军事力量薄弱，草拟了一份入侵计划，认为战争中、从中国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中唯一获利的国家是俄国——这成为19世纪英国政策的奠基石。
11月9日至1794年1月，马嘎尔尼从杭州去往广州。他划火柴给两广总督长麟点烟，长麟承认了英国技术方面的优越性，这使马嘎尔尼十分自得，认为使团最终还是成功的，保留了英国人的优越性。长麟答复了马嘎尔尼的请求，答应暂时削减税收，允许建海员医院，允许中国人教英国人汉语，并注意区分英国人和美国人。
至此，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结束，它留下了许多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何伟亚认为，“遭到清廷拒绝的，不是对英贸易，不是英国制成品，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声称，这些声称在礼仪过程中表现出来并被视为过分狂妄。”
礼仪本身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与谈判过程。消除权力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区别，表明礼仪活动本身就产生权力关系。“怀柔远人”是清廷记载里的习语，统治者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显示怜悯与仁慈，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宫廷的人们。这些观念是礼仪的核心，清廷正是借礼仪来建立与其他强势统治者的关系。清朝对其帝国的想象的核心原则是：世界由多主制构成，而满族皇帝是最高君主。乾隆时代，清在亚洲腹地的霸权已经建成。清廷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上，如何以适当的方式构建最高权力。他们沿用了礼仪方式，建立宇宙-道德优势。宾礼通过划定中心，把各权力结合进清帝的统治权之中，形成有差别的等级。
英国使团访华的动机，通常被解释为经济因素：英国政府试图借助外交改善贸易状况、进入中国市场。（自由贸易）乔治三世致乾隆的信函意图建立一种共性，表明大英国王与中国皇帝都是统治者，努力担当维护和平与造福人类的职责。为此，需要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与他国进行商品交换，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误解。因此，使团来意旨在建立一种密切关系，并创设一种制度以便通过思想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来防止未来的冲突。
就各自的目的而言，双方都失败了。
一方在宇宙-政治帝国建构中借含义丰富的礼仪活动来建立权力关系，另一方则以“象征性”的表述来表达或反映在一个主权国家各个分立的世界上明明白白存在的现实的权力关系。马嘎尔尼使团所带来的不是文明或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它们中每一个的组织原则都与另一个的不相兼容。
何伟亚所关注的是马嘎尔尼在自己的记载中对这些事件的表述。核心问题不在于马嘎尔尼表述的准确性，而在于他对中国见闻的说法，以及由这些见闻产生的理解与知识。我们依靠文本进入历史，而文本不一定就是真实，但叙述往往有其背景，并对当时及后世产生影响。
18世纪，对中国乌托邦式的想象转变为对中国的样式、道德、方式或马嘎尔尼概括的“东方习俗与思想”的否定，这种否定产生了双重影响：使中国变得女性化；使资产阶级产生男性化的自我认同。另外，正是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过去的否定，产生了“西方”，将中国作为负面形象，用以建构英国民族优越感并昭示英国人超越了过去的全球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英国19世纪给中国的攻击只是先前散漫的侵犯的翻版。在第一只英国枪瞄准中国人之前，中国就已经在著作中被摧毁了。
现今的历史叙述，把乾隆的信表述为文化性实质，表述为最典型的中国孤立主义和（盲目的）优越感的标志，其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常见于中学历史考题。何伟亚关注的是“死气沉沉的东方与生机勃勃的西方”这样一种阐释模式的效果。其实，在19世纪此信并不曾引起重视。罗素说直到这封信不再被视为荒谬可笑时，西方人才会理解中国——这意味着对信的看法已从一种观赏喜剧式的角度转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认为使团的失败和19世纪的斗争，都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产物，最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不可避免的碰撞，中西冲突是一场文化误解。当今，乾隆的信被作为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旁证，这种阐释符合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倡导的开放政策，马嘎尔尼使团成为警示。郭云静认为把马嘎尔尼使团失败的原因转而归于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样的阐述减轻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责任并转而谴责清廷。
何伟亚最后提出了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痕迹的历史观，以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力图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到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这对于后来的学者也有很多启发。
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以过去为代价来为现在增光添彩的胜利者的历史呢?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想像出来的距离。生于一国并说那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先天的接近能力。他还必须转译和阐释。这两者都需要心通意会和想像力。
介入往昔，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包容地理解历史。
（主体内容摘抄自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经过简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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