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之起源和传播的思考》问世以来，社会和人文学界将它作为探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传媒和文艺界有时也会引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来说明很多群体性现象。书中完整的定义是这样的：“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现如今很多人喜欢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说明民族是虚假的，是现代建构的，消解民族的思想。
根据安德森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想象”不意味着“虚构”、“捏造”，而是指向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层面，这种想象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民族与民族主义是西方世界步入“现代”过程中思想上的重要特征，旧世界宗教、王朝式的共同体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这种世俗、水平的新共同体。
他在分析民族主义政治语言后得出结论：在构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一种个人在身份上无法选择的“自然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个人无法选择的自然关系有两个来源：一是血亲（kinship），例如“祖国”的本意就是血脉的延续，它把国家的概念和对父母以及祖先的亲情联系起来了；另一种就是大自然（Nature），例如土地与河流，认为特定地理环境孕育了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民族就是基于血亲和自然的对个人具有强大约束力和感召力的有机性共同体，它对于个人身份和认同的定性是无法改变的。
为什么基于血亲和自然的概念在规范（或者强制）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态度和行为中会有力量呢？首先，安德森认为秘密在于这是“用家庭关系来理解的权力结构”对人心理的影响（family-as-articulated-power-structure)。相对而言，在人类各种集体中，“利益关系”在家庭中是最单薄甚至不存在的，亲子关系被认为是——或者理应是——最亲密无私的关系。“家庭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最没有私利的爱和团结一致的领域（a domain of disinterested love and solidarity）”。
在另一层面，虽然安德森认为20世纪东南亚殖民地独立运动中的民族意识是受西方舶来思想的影响而萌发，通过教育、地图、行政与语言将原殖民地行政区中许多有很大差异的族群建构整合成一个“民族”，但安德森却并不认为由此形成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不具有合理性，相反，他同情弱小民族，对广大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抱有深切的关怀。吴叡人总结道：“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民族一方面是历史的，它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化、血缘上联结的纽带，另一方面民族又是现代的，世界范围内民族身份、范畴的确立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文化秩序息息相关。虽然安德森把西方的民族概念形容为现代的文化产物，但“现代性”不等于民族完全是人造的虚假意识，民族主义是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我们心中的认同。这就把安德森和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民族的思想相区分。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一书中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提出了一些观点：“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观念其实套不到中国历史上面，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应当自己书写。”“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题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而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的认同基础。…中国很‘特殊’，或者说，欧洲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途径很‘特殊’，在中国，至少从宋代起（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这个中国既具有安德森说的那种‘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作为一个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国家，汉族中国很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空间的边界。”
“欧洲的定义…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我一直很反对把本来是来自欧洲历史的描述方式作为普遍历史的同一尺度，…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
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自己的脉络，汉族中国的皇室来源于汉民族内部的不同家族，并非像欧洲中世纪各国王室贵族悬浮于疆域内的臣民之上，不具备民族属性；其次，隋唐以降，官员通过科举选拔和官僚制度产生，传统的血缘贵族和士族门阀逐渐消亡，整个社会结构趋于平面化，政府成员来源于民众，并非与被统治者绝缘、隔离；唐以前，汉族中国尚“中心明确”而“边界模糊”，宋代开始，由于北方异族政权的侵略与挤压，中国的民族意识逐渐成熟，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愈发明晰，接近民族国家的定义。可见，中国的“民族国家”是循着自身族群、文化、历史的发展独立形成的，不可将古代中国视为西方史学界所谓的“古代帝国”。
究其根源，是因为“汉/华夏”的民族意识（用安德森的话语即汉人对共同体“汉”的想象）发源很早，且维系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夏”政权建立，一个狭义民族（“夏”）的雏形已然浮现，两周中原邦国对“诸夏”、“华夏”的认同也表明民族意识的初步形成（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而两汉四百余年政治、文化的统一与稳定使汉族最终定型，“汉”成为延续两千年的群体认同。那么，有悠久历史的“汉”的共同体想象，是否像是安德森笔下近代欧洲由于印刷术、教育的普及，各区域内语言（“方言”）统一，导致群体心理认同与归属形成，倾向于“文化”层面共同体呢？并非如此，“汉”（华夏）从一开始就是血缘与文明的双重认同，而不只是血统混杂的文化民族。在先秦文献中，华夏族对“华夷之辨”这一问题，一方面有礼仪、服饰、文字等侧重文化方面的标准，同时，还始终有强烈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种族/血统意识，这种血统判断在后世一直延续，如西晋江统《徙戎论》中“戎狄志态，不与华同”，驱逐关中诸戎的呼吁，再到丘迟《与陈伯之书》中“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的主张，都鲜明地体现了汉族的种族/血缘属性。
汉族重视对祖先的尊崇与父系家族血缘的继承，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为汉族血统的一致性提供了人类遗传学方面支持。根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李辉教授等人的研究，对全国不同地区汉族的基因抽样显示（主要是对男性Y染色体单倍群的测量），南北汉族在父系上一致性较高，差异主要体现在母系（母系的测量基于线粒体DNA），南方汉族父系80％以上源于历史上南迁的北方汉族，说明南方汉族并非是由原南方土著民族混合形成的，在文化上接受汉化的“文化汉族”。同时，几个北方民族（满、蒙）高频出现的有代表性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如C3 *，C3c，在北方汉族中几乎检测不出，证明历史上内亚草原民族对中国北方的征服与统治未能大规模替换汉族的父系血统。此外，现代60％以上的汉族男性可以追溯到5000—6000年前的5个共同的父系超级祖先。可以说，汉族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血统较纯的大民族，汉人对汉族的“想象”既是文化上的，也是血统上的。
建构不是虚假，民族是建构的，国家，宗教，意识形态，法律，道德伦理，文化艺术不也是建构的吗？这些都是虚假的吗？人民币也是建构的，其本质不过是一张纸而已，你为什么要相信它有价值呢？你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去挣钱呢？你为之工作的公司也不过是一个共同体罢了，但是是谁给你发的工资呢?地球是圆的吗？你凭什么认为地球是圆的？你去外太空看过吗？你说你相信科学家？万一整个世界都在这件事上甚至于所有事上骗了你呢？更进一步，你学过的知识都是真的吗？看过《楚门的世界》的朋友们，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不是另一个楚门？我说万事万物皆为虚假你能证伪吗？《人类简史》中提到一个观点，智人之所以能打败尼安德特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相信“虚构的故事”和“想象的现实”,人类的协作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共识。
怀疑的目的是为了相信，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不要为了怀疑而怀疑，为了破坏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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