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金庸大师去世，普天同悲，我的朋友圈被铺天盖地的怀念文章所覆盖。这些文章，我有时点开一两篇来看，它们都煞有介事地提到了金老先生一位远房堂哥查良铮，即诗人穆旦。在这些文章中，穆旦的名字，或许能为金庸一生的传奇再添几笔，但纯属锦上添花，不足轻重。
作为诗人，穆旦的热度不算太高。或有人觉得，穆旦相比金庸来毫无光芒。但我却不能这么认为。我曾对现代诗有过痴心地喜爱，便深知一位优秀的诗人对于时代的难得。特别是穆旦这样的诗人，创作力旺盛，更有其难以被掩映的光辉。所以，我决定写一写穆旦。
在网上，我看到了不少介绍穆旦的文章，我想如果只是谈他的生平或者诗作的话，似乎难有新意。所以我想说一说他与时代的关系，但这纯属一家之言，不足一哂。
我初识穆旦时，他还叫做查良铮。当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许多新诗人的作品，譬如徐志摩的诗。我把他们一一读完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找了一些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大多是拜伦、济慈和雪莱等人的诗。读这些诗的时候，我感到畅快淋漓，因为在阅读中，我感受到了一种直指人心的热情。那时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作品本身的魅力，没有意识到翻译者对于作品的再造之功，所以对写在每首作品后的译者——查良铮，每次只是一扫而过，不曾多留意。
有一天，我又读了他人翻译的作品，它们虽然也很好，但总觉得神韵相比查译版而言略有不及。这时候，我才发现查良铮的与众不同之处。后来知道，其实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翻译起来很不容易，难点在于诗人将澎湃的热情凝聚于相对齐整的格式之中。很多翻译者难以两头兼顾：感情译出充沛者，则格式散乱；格式译得齐整者，则语言干瘪。而查先生处理颇为得当，深得浪漫主义诗的精髓。
至此，我才发现他就是课本上《赞美》的作者，本身便是诗人，而这些译作都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那时，他被禁止写诗，他便在翻译中寄托了自己的浪漫幽情，以致让我于他的译作者窥见了他与浪漫主义诗人的心有灵犀之处。他无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所奇怪的是，在他自己的诗中，却几乎找不到那些浪漫的呼号。
浪漫主义诗人，常常更为人喜爱，因为他们总是不可多得。诗人也许大抵是浪漫的，却也需要逢着一个浪漫的时代，才能奏响凯歌。可惜的是，浪漫的时代，史上并不多见。窃以为，五四之后的十年，算得上一个浪漫时代，社会风气开放，知识分子个性张扬，所以孕育了像徐志摩这般浪漫到极致的人物，留下了一段引人注目的浪漫佳话。
然而，这样的时代终归短暂。1930年前后，当时的国家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行政的力量在逐渐加强，其触角慢慢触伸到了文学界，另外，国内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战乱时有发生，浪漫时代慢慢走向终结。
而文学何去何从，国内文人意见不同。例如徐志摩等人还想守着风花雪月的吟唱，不愿意过问国事的纷争。由此引发了一场与鲁迅的争论，议题便是文学是否可以独立于政治。
也许现在还有人愿意针对此展开争论。但在当时，鲁迅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之后的文人们，已经难以彻底避开政治的纷扰。穆旦比他们更年轻许多，当他大学毕业后，遇到的是一个更加不浪漫的时代。那时日寇的铁蹄踏入了中原，华北失去了平静的书桌。在这样的时代里，坚持风花雪月的吟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到底是继续心中的浪漫主义，还是拥抱这个大时代呢？穆旦面临着选择。
今天，我们回顾穆旦时，都会赞扬他的家国情怀，由此已然可以得出他最后的选择，他选择了毫无保留的拥抱他的时代。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徘徊很久便选择了从军入伍，以随军翻译的身份加入了远征军。
前文提到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在国内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在国内找到他们的翻版。例如，徐志摩被称作中国雪莱，朱湘则被称为中国济慈，唯独中国拜伦这一名号暂无定论。因为除去风流旖旎的浪漫外，拜伦身上还有着更加迷人的魅力，那就是英雄主义。他曾为了理想与对手进行了殊死战斗，这让许多文人难以企及。
若问谁是中国的拜伦，我心中曾属意于穆旦，不为别的，只因他这段惨烈的军旅历程。
军旅其实也有它的浪漫之处，毛主席便曾说战地黄花分外香，而在我军甚至还产生了一些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如陈毅等。但是对于穆旦而言，这段军旅生活确是不浪漫到了极致。当时，穆旦所在的远征军主力，在杜聿明的带领下，误入了野人山，开始了一段惨绝人寰的历程。在这场与自然的角逐中，人类败下阵来。一支十万人的部队，损失殆尽，无数冤魂掩埋在深深的原始雨林中。穆旦侥幸生还，但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以致他在很长时间内不再写诗。
所幸不久之后，日本便举旗投降了。于是他又拿起了笔，但此后，他诗的内容与时代联系更加紧密。
那他是否彻底的放弃心中的浪漫呢？我觉得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我记得上学那会，学他的《赞美》时，读起来感觉很怪，即使现在再读，仍然感觉到一种冲突感。因为这首诗描写了一位真实的农民的一生，但运用的却是浪漫主义的惯用表达方式，让人产生了因内容与形式不一致而引起的冲突感。而且，在穆旦作品中，这种冲突感却是一以贯之的，几乎成了他的特色。
显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写浪漫的内容，或以现实主义笔法写现实的内容，是我们习惯的写作方式。但穆旦却不，即便在不浪漫的时代里，他的热情仍旧难以抑制，凭着与浪漫主义的心心相印，留下了这一曲曲对于时代的深情。
问此中有多少无可奈何，恐怕唯有他自己知道。但我仍想略略梳理一下他的选择。在我看来，穆旦在这不浪漫的时代里，并没有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浪漫主义立场，但也没有彻底的陷入现实的云泥之中，他选择的是有节制地追求浪漫和有限度地表达诉求。这种看似调和、折中的选择，却恰恰是绝对中庸主义或绝对浪漫和绝对批判主义的对立面。它不如绝对中庸离现实更近，不易被思想正统人士所接受；它又不如绝对浪漫或绝对批判离精神更近，也不易被彰显个性人士所接受。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最困难的选择。
它唯一的好处是，让人在现实的框架下保存自我，让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发掘精神。就穆旦而言，有节制的浪漫，让他不至于在这个不浪漫时代被浪漫反噬，像海子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结局；而有限度的诉求，让他不急于求成，这反而使他的付出最终得到更好的回应。
他这一选择，的确使他的诗情得到很好的保持。诗人的诗情往往短暂，天才如徐志摩，到了三十岁，也不得不一再精神自剖以寻求灵感。但穆旦是个例外。如前所述，穆旦翻译前述浪漫诗人的作品时，已经年过四十，并且政治上还被判为右派。可是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依然保持着浪漫主义者的热情，高质量的完成了那些作品，实属难得。而到了1975年，他再次拿笔写诗时，依旧才思泉涌。到了这时，他诗里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冲突感，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性。
翻看穆旦的百度词条，他被评价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一人。我想这样高的评价并不是穆旦的主动追求，他只是做了一个诗人所应当做的而已。但他完全担得起这样的评价。他曾在他最后一首诗中写道：“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读来有些伤感，但并不遗憾。因为在不浪漫时代，普通生活才是人生的常态，诗人也难以避免。对穆旦来说，恰恰因为反映普通生活，使他的诗表现出了深刻的现代性，得到后世的推崇。
我们不应把诗人过普通生活看做一种悲哀，这是他们于这时代的必修课。因为当今时代，相比穆旦的时代更加不浪漫，在这时代，诗歌反映生活几乎就是其现代性本身。这使得那些拒绝生活体验，束之于高阁的作品，难再得到时代的回应。那么穆旦选择的有限浪漫和有限诉求之路，对那些勇敢的后来者而言，无疑就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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