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supportLists]14、 [endif]神行太保 戴宗
《水浒传》中戴宗绰号神行太保，原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能日行八百里。他曾与梁山好汉合谋，伪造蔡京书信以营救宋江，却被识破，判处斩刑，被梁山好汉救出，因此上梁山入伙，是白龙庙二十九英雄之一。梁山大聚义时，排第二十位，上应天速星，职司为总探声息头领。征方腊后授兖州府都统制，后辞官到岳庙出家，最终大笑而终。
正史中《金史·突合速传》：孛堇乌谷攻石州，屡败亡，……突合速谓乌谷曰：“敌皆步兵，吾不可骑战。”乌谷曰：“闻贼挟妖术，画马以系其足，疾甚奔马，步战岂可及之？”这应该就是神行太保戴宗故事的来源了。
[if !supportLists]15、 [endif]黑旋风 李逵
《水浒传》中李逵绰号黑旋风，小字铁牛，作品写他是天杀星临凡。是个黑凛凛大汉，一头蓬松黄发，脸上长满髭须，使两把板斧，力大如牛。其兄与人家做长工，他因为打死人逃到江州傲小牢子。他无家无业，赤贫的生活环境和闯荡江湖的经历，造就了他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敢于藐视官府、封建律条和秩序，声称：“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劫法场后宋江提出上梁山时，他第一个响应，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上山后作战英勇，以杀敌为乐，甚至睡梦中也斧砍高俅等奸臣，醒了还大叫“快当！”他爱憎分明。忠于义军事业，每以“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自称，把自己和山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容损害山寨利益。他不满“原是山寨里人"的公孙胜听从师父的话隐居不出，半夜越墙“砍”了罗真人．还欣喜除了一害。听说宋江骗娶刘太公之女，便砍倒杏黄旗，要杀宋江，后经对证是歹徒假冒。便公开认错，并杀歹徒，救回刘女。他一再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最激烈地反对招安。菊花会上，他高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大闹忠义堂。陈太尉来梁山招安，他撕毁诏书，痛打来使．公开辱骂皇帝．正是由于他和其他头领的反对，延缓了义军失败的时间。受招安后，又再三要求杀回梁山泊。征方腊回来，他到润州任都统制，得知朝廷赐宋江毒酒，再次进言“哥哥，反了罢!”但已晚了，他自己也喝了宋江给的毒酒。他是封建势力的死对头。
李逵在正史中是有原型的。南宋初年,密州有个军卒,名唤李逵，这与《水浒传》中那位家住沂水县百丈村的黑旋风铁牛的经历很像。不过这个李逵却非《水浒传》中的仗义英豪,在历史记载中更像是个投机乱世的地方首领。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元年,密州军卒“有守衙节级杜彦、乐将节级李逵、小节级吴顺三人者因民汹汹,遂谋作乱,"起兵赶走知州,以杜彦知州事,“而逹与顺左右之。后来三人抓回知州,肢解处死,南宋政权默许了这一事实,命杜彦权知密州事。建炎三年,桂彦不听李逵等人劝说,与同为地方乱军的宫仪作战,大败而归被李逵、吴顺杀死。李逵自领知州事。不久宫仪降宋,被命为济南知府。宋高宗又命人敕谕李逵等山东割据势力夸扬守士功芳,激励忠诚报国。同年八月,金军与宋军宫仪部在密州附近大战,李逵、吴顺与金将约定,金军胜则降金,宋军胜则从宋,结果宋军大败,李逵等人如约献城投降了金人,不久又被吴顺杀死,可能又是因为争权夺利所致。此人所为虽多苟且,但又有保境安民、安抚乡梓之劳,免去了密州地的战争破坏,应该称之乱世豪杰!
[if !supportLists]16、 [endif]双尾蝎 解宝
《水浒传》中解宝绰号双尾蝎，原是登州猎户。他与兄长解珍因猎虎被地主毛太公陷害入狱，后越狱反登州，上梁山入伙。梁山大聚义时，排第三十五位，上应天哭星，职司为步军头领。征方腊时战死于乌龙岭，追封忠武郎。
正史中解宝为北宋末流寇，村级恶霸级别，和人妻控韩世忠相爱相杀，从史记篇幅来看……应该是很快被剿灭了
【《韩忠武王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曰：“建御营，以王（韩世忠）为左军统制，诏平济州山口贼【解宝】、王大力、李显等，所向剿除，升定国军承宣使。”】——《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七
17、潘金莲与武大郎
《水浒传》中潘金莲为卖炊饼的矮子武大郎之妻，因与西门庆有染，毒杀武大郎，最后两人恶行曝光，均被武大郎的弟弟武松所杀，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后来《金瓶梅》一书撷取此段故事加以创作，以潘金莲为女主角，并将其描写成不折不扣的荡妇，“欲火烧身，淫心荡漾”，结果西门庆被潘金莲多灌了春药，精尽气绝。
潘金莲被《水浒传》和《金瓶梅》冤枉成恶妇荡女的形象，原本是善良贤妻的潘金莲在小说中被写成了通奸杀夫的淫妇，原本是身长七尺文武双全玉树临风的清廉县令武大郎在小说中成了“三寸钉、枯树皮”。
历史中真实的潘金莲武植和是明代的,故居为贝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潘家庄（为避泼污，后改名为黄金庄），少女时代是远近闻名聪明美丽的大家闺秀，是一位名门淑媛。她父亲曾官拜贝州（恩州）知州，在故乡开有染坊。
潘金莲的丈夫武植，自幼崇文尚武，才智超群。家里原本贫困，年轻时期到潘府上打工。因为品行端正且能干，潘府上知名商人潘知州资助他学习。后因武值高中状元，女儿金莲对其产生爱慕，潘知州因此才将女儿许配于他。潘金莲以善良贤惠勤劳仁义之贤妻良母闻于乡里。武植中年考中进士后，出任山东阳谷县令，潘金莲也是县上名声好的清官夫人。两人育有四个子女，和睦恩爱。她知书达理，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武大郎少年贫穷，曾受好友黄堂资助。后来黄堂的家发生火灾，黄堂想要投奔武植谋份差事。但武植待他好酒好菜，却始终不提携他。黄堂一怒之下不辞而别。并在回乡路上到处散播谣言以泄愤。当地恶少西门庆与他沆瀣一气，添油加醋。很快传遍各地，并传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耳中，写进了书，将潘金莲名声尽毁，也给潘、武两姓后人带来灾难：清河县的潘家和武家几百年来从不通婚。
清河县的县志也明文记载武大郎夫妻的真实一面，尽管乾隆皇帝也为武大郎立过碑.《水浒传》作者后人还曾给武、潘建造像并写道歉诗。
18、高俅
《水浒传》中，高俅作为反面人物、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与蔡京、童贯、杨戬合成四大奸臣）而广为人知。他以一市井小流氓的身份出场，因为具有很高的蹴鞠（宋代足球）技术，被喜爱蹴鞠的端王（后来的徽宗赵佶）所赏识。在端王登基成为皇帝后，高俅便飞黄腾达，很快官至太尉。他陷害林冲，手段之毒辣，心计之精巧，让开卷不久的读者瞠目结舌！《水浒传》结束，108 条梁山好汉被高俅阴谋陷害几近死绝。
高俅（？—1126 年），历史上确有其人。但真正的高俅，与《水浒传》中的描述相差甚远。据南宋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而高超的蹴鞠技术只不过是他多项旁骛的杂学之一。
元祐八年（1093 年），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水浒传》中说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这个王诜是一个“书画高手”，与在一旁坐冷板凳的端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就这样，高俅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不久，哲宗皇帝去世，端王成了大宋的徽宗皇帝。徽宗原本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一上朝看到的全是新脸孔。下朝后看到高俅这个长期在一起玩的朋友，自然特别亲切。徽宗有心提拔高俅。但大宋朝提拔干部有一套制度，并不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七品县官要有进士出身，而高俅没有功名，文官这条路走不通。
徽宗就让高俅走武官之路。因为武官对出身要求不严，只要有功名就行，一句话，伸缩性较大。《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中说：“先是诜、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
徽宗的意思是让高俅到下面去“镀金”，并没想他真的能建功。边帅刘仲武等知道高俅是皇帝派下来“镀金”的，便格外帮衬。恰好，高俅在边关的时候，大宋朝在边境打了几个少有的胜仗。高俅升迁的资本，毫无疑问当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并最后做到了殿帅，掌管禁军达20 余年。
高俅主掌大宋军权的时候，大宋军队早已没多少战斗力。高俅不是军事家，自然不可能对大宋的军队训练带来明显的起色，但他也不完全是靠踢一脚好球而身居高位圣眷不衰的。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很有些手段。
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曾主持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吹吹打打，后面花样百出，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其次，高俅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蔡京等残酷迫害苏轼及其家属，同为一殿权臣的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
再者，高俅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也非一党。靖康元年（1126 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之会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记载，当时随从徽宗皇帝的童贯等“六贼”后来都被宋钦宗处死并枭首。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乱世之秋，他的下场比童贯、蔡攸（蔡京长子）等人幸运，倒也并非偶然。而且，《水浒传》中的林冲是艺术家虚构的一个英雄人物，高俅如何迫害他的情节同样纯属虚构。
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1119 年）到宣和三年。起义地区在太行山以及山东、江苏省北部一带。镇压宋江起义军的不是高俅，而是北宋一代名将张叔夜。张叔夜当时任海州（今连云港市）知州。和同时期的蔡京、童贯相比，高俅也没有参与征讨方腊起义军，没有参与蔡京、童贯等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
历史上的高俅之所以被后来的坊间百姓和艺术家们加工成为奸臣，一者或许是他因善于蹴鞠竟然获得高官厚禄来得过于容易；二者或许是因为他为官贪欲确实在靖康年间曾经被大臣上书揭发过。高俅掌管禁军20 余年，不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还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禁军很快瓦解，作为大宋的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的高俅显然难辞其咎。这也难怪被人弹劾揭发了。高俅的历史结局是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盖棺论定，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于是，众口铄“金”，高俅在小说《水浒传》中扮个丑角代封建王朝的皇帝受过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水浒鉴赏
《水浒传》全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巅峰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最终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显示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
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
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
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
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
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
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
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
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
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水浒传》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遭遇，成功地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众多鲜明的英雄形象。
而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总是把人物置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其行动和语言显示其性格特点。如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通过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既植根于现实，又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对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夸张的描写，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写作手法。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亦多用对比手法。如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何九叔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处处预留退步，表现其世故机变而怯懦的性格；郓哥则好管闲事，反映其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抱打不平的态度。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水浒传》的情节生动曲折，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引人入胜。有一些段落，集中了很多人物、精彩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而每一组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使人不期然想起武松。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水浒传》的语言，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故其语言特色，明快、洗练。如写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第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既通俗，又生动。《水浒传》的语言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如写鲁智深打店小二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用“大怒”和“一掌”还不足表现鲁达之愤怒，而用了一个“开”字，表现出其神韵。
六、水浒作者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传》，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据传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并由罗贯中加以润色及编排，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了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文学作品。
从早期刊本的署名上看，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罗贯中编集，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
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看，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曾经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书本。”高儒《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书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现有《施氏家簿谱》存世。
根据上述记载，施耐庵的生平整理如下：
施耐庵（1296年-1371年），扬州府兴化人（今江苏兴化人），原名施彦端，又名子安，字彦端，原名耳（一说名耳），别号耐庵，相传与刘伯温为同门师兄弟。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斥，遂辞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等十八名壮士率壮丁起义反元。张士诚敬其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土”的宏远计划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后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中坐馆，除了教书以外，还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逖的意见，在白驹修了房屋，从此隐居，专心于《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江湖豪客传》成书后，定为《水浒传》。
七、水浒影响
《水浒传》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戮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传》作为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就可以看到梁山英雄对于造反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后来清代义军打着《水浒传》旗号的也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这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和它相比的。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清两朝，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水浒传》续作，另有很多小说、戏剧等以《水浒传》中的故事为素材，比如明朝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发展而来的。另外，《水浒传》还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国外很多国家流传开来，如18世纪流传到日本、朝鲜，朝鲜最早的小说之一《洪吉童传》和日本曲亭马琴的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都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19世纪，《水浒传》又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出现了德语、法语、英语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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