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难言》一文文辞华丽、逻辑严谨，行文间无论是单纯的说理，还是引用典故例证，都大量使用排比句式。而且为了避免文辞过于单调，其排比句式还特意采用了不同的格调，使人读来朗朗上口，很有一种自带音律的节奏。
这篇文章在后世可谓博得大彩，历代学者对其文辞赞赏美誉之词不绝于书。在有关《韩非子》一书的集评当中，就大量引用了不同学者的溢美之词。
首先是对文章的所展现出的气势，陆可教《韩子云言评苑》引用杨道宾之语盛赞说：“此段文字精练薄织之极，却字字有撼，大识见，大气象，汉唐以力量莫及。”赵定宇则凝练概括为：“文意邃密，字字奇警。”
对于其中的叙述手法，唐荆川评价道：“每段变化各有章法不可羁制，似漫无矩度者，然用古人实事贯穿簇成一堆齐齐不齐，不齐之齐也。”傅夏器则说：“用古人古事，错综布列，如炼金琢玉，贯串族成，如云蒸霞逢。”孙矿《韩非子批点》：“排叙一一，一人长短句错出，奇节铿锵，运类而不厌。”
郭沫若对韩非的文采也同样赞不绝口，称他是“文章的妙手”，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郭沫若还结合其《说难》《亡征》等篇细致分析，说韩非“那样的不厌烦、不屈挠、不急燥的条分缕析”，把可以罗列的意象，可以分析的征兆事无巨细一一列举出来，就像是“海里的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不息气地卷地而来，轰隆一声打上崖岸，成为粉粹，又回卷而逝”，显示韩非文章精锐坚毅的气势。
与之类似的赞誉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口一词的夸赞声中，也总会出现那么几个愿意“吹毛求疵”的较真之人，民国时期的学者张之纯就是其中的代表。
比如在读到“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这几个典故时，张之纯就不由得唱了一句反调，说：“匡非君，鲁囚夷吾乃兵败于齐而听命，非出本意，此等引书不可效法。”
韩非子之所以要举出以上的三个例子，其本意是为了证明之前所提到的观点：对于臣子而言，进言这件事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因为一旦所进之言得不到采纳，轻者会被认为是诋毁与诽谤，重者甚至有可能会丢掉性命。
在仔细回顾了这三个事例之后，张之纯不免就生出这样一个疑问来：说伍子胥是进言未被采纳而丢掉了性命，这好像能说得过去；可要说孔子在匡邑受困、管仲在鲁国被囚禁，也与他们进言被拒有关，好像就扯得有点远了吧？
孔子在匡邑受困，完全是因为相貌原因上演的一场乌龙，跟他是否善于辞令并没有半点关系；更何况“匡人”不是君主，就算是因言语不和动了手，这也跟在君主面前“进言”而带来的后果有着本质的区别。拿这样的例子做论据，显然有拼凑例证的嫌疑。
至于“鲁囚夷吾”的事情，更是牵强附会、离了大谱。鲁庄公是国君不假，可他之所以囚禁管仲，其原因也是兵败于齐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听命罢了，跟文中所要表达的主旨又有何关联呢？
你韩非拢共就举了三个例子，有两个就离题万里，这也太不合适了。因此张之纯才评价说，韩非子这种不负责任地引经据典的手法，是不可为后人所效仿的。
但是，在这里我要为韩非说一句公道话，他所列举的例子并不见得就偏离了主题。
就拿“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的例证来说，孔子受困于匡邑，表面上看是匡地的百姓不明就里，但本质的原因却还在于孔子的主张无法得到伸张。
倘若季桓子能够听从孔子的主张，鲁定公能够摒弃季桓子的谗言，抵御住美色的诱惑，悉心听取孔子的谏言，孔子又何至于要去国怀乡，踏上周游列国的旅途呢？
倘若齐景公、卫灵公能够敬慎其言，没有因为旁人的影响而冷落猜忌，孔子也又何至于要匆匆离去，从而陷入匡邑的牢笼，甚至差点因此而枉送了性命呢？
因此说，孔子之所以遭遇了匡邑的险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因其施政纲领得不到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三君的采纳。而在这其中，鲁定公又显然要负有最大的责任——以此作为论证并无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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