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一至十章）
第二部的一至三章，围绕着吉娣的病情展开。谢尔巴茨基家人让医生给吉娣会诊，并决定出国去疗养诊治。吉娣心绪恶劣引起全家不安。陶丽出于对妹妹的关爱专程探望吉娣，吉娣对姐姐的询问情绪激动，无名发火。
看这一章时，作为读者、旁观者我老是想笑。觉得这家人包括家庭医生在内，似乎只有老公爵和陶丽是明白人。而母亲不知是犯糊涂，还是托翁就让她当糊涂人。
吉娣的病情日益加重，病因是什么？不就是因为她对伏伦斯基爱入骨髓，却遭到抛弃是根由吗？失恋的人刻骨铭心，想死的心都有。这一点母亲应该清楚，而且吉娣拒绝列文的求婚她也应该有所觉察，为什么要隔靴搔痒，不从女儿的心病入手，想方设法去治疗女儿的心病呢？
所谓名医的腔调，以及必须检查全身的理由，还有反复问诊，分析建议等等，不光令吉娣感到羞辱，让公爵愤怒，也让我这个懂一点中医知识的人感到荒唐可笑。所有这一切都是托翁故意而为？是为后续的故事发展埋下伏笔吗？否则让人难以理解。
不过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事也常见。或许就是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还有一点是，托翁通过这些看似多余的人和事，不仅增加小说的各式人物，也增加了社会各界的覆盖面。是不是捎带着讽刺一下令他不甚满意的医生亦未可知。
大作大气象，大社会。现实生活千姿百态，各式人物粉墨登场。既与小说的主题有关联，也能从多个方面丰富主要人物的形象。经过医生瞧病这一段，公爵及夫人，吉娣和陶丽的形象会愈加丰满，读者更多地看到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特殊情况下的内心世界。
小说第二部第四到第十章，托翁的笔触又回到了安娜和伏伦斯基这两个主角身上。概要为：
四 安娜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圈子。伏伦斯基同培特西公爵夫人在歌剧院相遇。
五 伏伦斯基给培特西讲九品文官以及他两个同僚闹事的经过
六 歌剧结束后在培特西家。众人对卡列宁夫妇的诽谤
七 安娜在培特西家。伏伦斯基向安娜表白爱情。
八 卡列宁决定同妻子谈她在培特西家的行为九 卡列宁同安娜谈话
十 谈话后夫妻关系
安娜回了一趟莫斯科，或者更确切点说，自从与伏伦斯基邂逅，有了情愫之后，她先是对自己的生活，对丈夫儿子和家庭也有了些微的新认识。这不，对她原来所处的三个不同生活圈子的看法更是有了转变。
她对自己原先接近的那个“彼得堡社会的良心”圈子产生了反感，感到厌倦和不自在。觉得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装腔作势。转而喜欢上了真正的社交界，频频进入繁华的交际场所。原因同样只有一个，在那边能更多遇见伏伦斯基。在会见中品尝那种销魂的快乐。她已经明显感到，伏伦斯基的追求不仅没有使她觉得讨厌，反而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乐趣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小说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正在伏伦斯基所掀起的爱的狂潮中一步步沦陷。
对于安娜的这些变化，熟悉她的人，她的朋友自然都会觉察到。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和议论都在不断增加。有人非议她和丈夫卡列宁的关系，有人乐见她和伏伦斯基的隐秘关系能继续发展。直到有一天丈夫卡列宁发现她和伏伦斯基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另一张桌子上热烈交谈，才觉得妻子有失体统，需要想办法予以制止。但安娜却不屑一顾，根本听不进去丈夫的苦口良言。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和风险，反而认为丈夫的提醒和对她表达的爱意已经迟了，为时已晚。
不论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俄国，还是在当下的中国，只要从维系合法正当婚姻家庭关系的角度来说，卡列宁似乎都没做错什么。
为了提醒妻子，卡列宁就在头脑里明确地编好了那晚要对妻子说的话。他一面考虑要说的话，一面又因为家庭问题这么不知不觉地耗费他的时间和脑力而感到惋惜。虽然如此，他的头脑里还是像起草公文一样清楚地组织好了当前这次讲话的形式和顺序。“我应当说出下列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面子的重要性；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有必要，指出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指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
尽管卡列宁有他痴迷的地方，令安娜不喜欢他也不爱他，但卡列宁作为合法的丈夫所拟定的谈话提纲，既于法于德有据，又通情达理，而且有些仁至义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安娜能够听进去并照着做，或许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
可惜没有如果。伏伦斯基的爱火越烧越旺，而安娜出于心安要求伏伦斯基向吉娣道歉悔过求得宽恕的善良之举，更让伏伦斯基坚信安娜的一再拒绝和指责已经无法掩饰她内心对自己的爱。这便无异于两团烈火正在相向聚拢，火势注定是要蔓延扩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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