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龄当初听从家人的安排自费读大学就已经知道国家是不包分配的，毕业后自谋职业。可是大学的最后一年，省里出来一个政策：大学自费生的户口也要迁入所在学校。
这对自费生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九十年代初，在鹏城，一个户口的增容费就要一万多元。有了鹏城的户口，毕业后还可以自谋职业，这岂不是比正取生还牛气、自由？师范院校毕业的正取生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去当教师，而自费生不包分配，选择的范围就广了，而且改革开放初期的鹏城，到处都是黄金，随处都是机会。
王龄拿着学校开具的迁户涵请了几天假回家办手续，父亲帮她把一切文书都办好后，王龄返回学校交给人事部。一个多星期后，学校叫王龄再回家乡办理迁户文书，因为名字不相符，人家把“王龄”写成了“王玲”，而且那个“玲”字看起来更像是“珍”字。
办事人员的不严谨害得王龄再次回家，这来之不易的迁户再麻烦也得办好。
终于在鹏城落了学校的集体户口，毕业转眼就到了。一天学校召集几个自费毕业生开会，省、市一起下发文件，自费生毕业后到生源所在地去就业，享受正取生一样的待遇。毕业证书先扣押在学校，证明本人确实回到故土后再发。
想成为鹏城人的梦才刚刚开始，一个文件把人打回原形，所有的梦想都成了泡沫。王龄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个人的命运被国家牢牢的把控着，胳膊拧不过大腿，朝令夕改的政策玩你无商量。
王龄班上只有三个自费生，一个是本市的，她不用担心，另一个跟王龄一样来自外县，她正在找关系想办法先把户口从学校的集体户口迁入鹏城亲人的户口本上。她安慰王龄说：“你叔叔是鹏城的副市长，而且是管教育这条线的，你根本就不用担心，鹏城你肯定留定了。”
闺蜜艺儿也这样安慰王龄，王龄也相信关键时刻叔叔不会置之不理。但王龄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她没有感受过来自叔叔的亲情温暖，副市长的官职让他警惕亲情和交易。
大二的一个周末王龄去叔叔家，饭后叔叔问了王龄一句，“你愿意去日本勤工俭学吗？”
王龄毫无思想准备，虽然那时候流行出国深造，但王龄从未想过。王龄小声地问叔叔，“什么时候去？”
“半年后。”叔叔说完就再也没有问话了。
新学期又要开学了，去日本还是去学校交学费继续读书呢？王龄不敢问叔叔，叔叔也没有再提去日本的事，王龄只好又回到学校。
为了减轻父亲和哥哥的经济负担，王龄大学选择读三年的大专，第三年王龄跟十几个代培生从四年制的本科班中分离出来。实习的时候，代培生一起回他们的家乡实习，班主任也叫王龄一起去，可是王龄不懂他们家乡的方言，她拒绝了。
叔叔没有过问王龄的实习安排，王龄只好自己一个人回家乡的中学去实习。
叔叔的冷漠让王龄沮丧、自卑和绝望，她敬畏家里所有的男人，尤其害怕当官的叔叔，在他面前她胆怯地不敢说话。王龄知道叔叔要来她的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她想搭一下叔叔的顺风车把几箱书拉回去。王龄请求婶婶的帮助，最后叔叔的司机还是帮王龄把书载回了叔叔家。
那时经济能力窘迫的王龄还从来没有消费过出租车，所以没有想过叫出租车的事。
如今再回首往事，王龄不禁感慨：贫穷不单限制了人的思维空间，还限制了人的格局。
王龄的毕业分配何去何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讲原则的叔叔，靠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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