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形式和内容

摘要：周易是把“形而上”的东西，以“形而下”的（八卦）方式显化或者显现出来，从而象征万事万物。因为，我们所感知到、意识到的一切事物，只能是“形式”；我们并不知道事物背后的“内容”是什么。

关键词：形上与形下  “神无方而易无体”  觉知问题  空性与灵性

我们所有“知道的”其实只是事件的形式，而“不知道”它的内容。

关于《周易》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概念，诸如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及象数和易理等等。但是这些概念都是在描述一种形式，《周易》本身就把它们叫做“象数”。有时候我们会把“阳、天、健”等相关方面看作“乾”卦的“内涵”或者“意义”，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无非还是“卦象”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或描述。

本文就上述这个问题做一个简要的讨论，仅供大家参考。

一、无极与太极

学习和研究东、西方文化，必须有一种清晰的目光：1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是不相同的；2东、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虽不相同，但是它们所指称的“涵义”却是相同的。比如，东方文化的“道”与西方文化的“神”这两个概念，它们所指称的“涵义”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涵义和涵意这两个词相近、相似，但其实有根本的区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涵义”指称事件的“意义”，而“涵意”试图指称事件的“内容”。

《周易》的系辞中有关“道”的定义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在这句话之前它还说过“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我们必须看清楚：“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中的“上”和“下”二字，并不表示时空位置，它们只表示区别，以此来帮助我们理解事件中似乎存在的“形上”和“形下”两种不同的东西。

近、现代科学把物质分为三种形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当代科学发现了第四种形态，叫做：等离子体。这是由于“量子科学”（量子纠缠、测不准原理等）的发展，人们才逐渐改变了对物质和时空结构的看法。这才反省发现，我们以往的学习和研究一直被两个东西所淹没：一种是“被物质淹没”，一种是“被念头淹没”。

为了进一步理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还有“无极和太极”两个概念。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无极”是什么，只可能知道“太极”是什么（涵义）。故“极”字，就相当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那“上、下”二字。“极”只表示“区别”、表示“边界”。进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显化”、“显形”、“显现”等等。也就是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的“继之”和“成之”皆是为了“道”的“化现”，从而生成万事万物所具有的“善”和“性”（有时叫做品质和属性）。

因此，一个基本的反省就是：我们的认知必须“倒过来”理解“生生之谓易”：即表面看似一个向“前”的“生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其实也是向“后”的“生生”。这里的“前、后”二字，只表示“区别”、表示“边界”、表示“论域”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无极”的“生生之易”。那么，再来看“倒过来”三个字，我们会明白（有人顿悟/有人渐悟）：退即是进，进即是退。如此简单的道理，在系辞里也就是：“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王弼扫象”而“得意忘象（形）”了：在王弼那里，与其说他阐明了“象”与“意”的关系，不如说他发现了人类意识的一种特性。那就是：意识作为一种抽象能力，一旦它作用于自然事物时，总是将具有普遍联系性的万事万物加以分化和分析。这种分化和分析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现实存在中思想感情的需要和平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才不断地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越强，那么自然界也就越被人类的意识分化和分析到更加深切的程度；人类发现的自然的奥秘越多，那么人类的意识也就越加自我膨胀，同时人类的存在价值（或“存在感”）似乎也就越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由此看来，我们不应该责怪王弼“扫象”，他的确有他“得意忘形”的理由。“王弼扫象”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其实可以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王弼的问题在哪儿呢？王弼没有“错”，“错”在我们的“表达”：对我们来说，“意”若是“内容”，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只是“涵义”。而“涵义”既可以是“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形而下的”。换言之，除了“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问题，没有或者不存在“对的”和“错的”这个东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已经在告诉我们“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内容是什么”，只是不象本文所说的如此明确而已。

在汉语言文字里，“东西”一词往往不只是指称（有形的）“物质”，而是指称（可有形可无形的）“事件”。同样，事件除了“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对的”和“错的”这个“东西”。换言之，好坏、善恶、美丑之类的“道德判断”，只在“形而下”，而不在“形而上”。

二、形式和内容

关于形式和内容，通常涉及到一些学术理论中讨论的问题。比如文艺学中的“形神”问题，或者哲学理论中的方式方法等问题。再比如心理学中的类型和模式等问题。这里所讨论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从表象上可以是“文艺理论问题”、“哲学问题”或者“心理学问题”，其实是在讨论“觉知问题”。而这个觉知问题，与任何学术（思维过程和结论）皆无关，只与心灵或者心灵的感知有关。

心理学作为一种“学术”的出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典哲学的思想基本路线，但并不能拯救从康德（1724-1804）以来就已经出现的“哲学的贫困”。从叔本华（1788-1860）和尼采（1844-1900）等的“个性”和“个人主义”的艺术与哲学，到胡塞尔（1859-1938）等的“现象学”，再到海德格尔（1889-1978）等的“存在主义”，哲学才逐步与心理学的思想基本路线相融合。直到弗洛依德（1856-1939）和荣格（1875-1961）的出现，关于“潜意识”的心理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尤其荣格的心理学，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的重要贡献就是勾画出了人类心灵的较完整的模式。但是，模式还是“形”，而不是“神”。 

精神分析心理学出现以后，使“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问题逐渐进入到“潜意识和显意识”的领域。在此，我们必须重申前面提到的“一种目光”和“两种淹没”——我们要意识到“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问题与“潜意识和显意识”的问题，各属于东、西方语言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在《周易》中所有已经显化出来的东西，皆为“时物”，用“爻”表示，用一个字“器”来表达。这种表达在西方是没有的，而现代语言把“器”这种东西“翻译”成“物质”这个概念。

我们人类现在所认识的物质，有固态、液态、气态和等离子态这四种“形式”，也许以后还会认识第五种、第六种。但是要记住，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只是《易传》中的一个“器”字所指称的涵义。而要认识和知道以下这一点更为重要：所有的“器”，都是我们人类的“想法”所赋予事件的“意义”。因为“人”这个器，他只能认知到这一步：“神无方而易无体”。

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等等这些“变化”形式，你只有“逆向看”，才能有四象、两仪、太极和无极。但是“无极”这个东西，你是“看”不到的。换言之：“变是正向的，化是逆向的”——你看到的都是形式，而看不到内容，因为你其实不能“逆向看”。这只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涵义之一。

由于“神”和“易”可“正向”也可“逆向”，所以，点、线、面、体等这些几何形式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换言之，这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任何“器”、“物质”等等都是暂时的，随着时空形式的改变而发展变化。只是人们往往忽略或者忘记了“暂时性”这一点，反而把暂时性“当真”了，以为那些“器”、“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易传》里把这种现象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另一种涵义。

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形式和内容看作是一个“矛盾”或一个“冲突”。一但我们理解并记住“神无方而易无体”，并且“神”和“易”是可“正向”也可“逆向”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必须承认“我看不到神或易”、“我只看到‘正向的’而看不到‘逆向的’东西”——这个“诚实”本身，就已经是那个“百姓日用而不知”中的“知”了。孔子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而这一切讨论的，就是上述我们所说的：其实是在讨论“觉知问题”。中国文化里的“觉知”叫做“自知之明”，在“禅悟”文化里那个“觉知”叫做“发现了自己”。

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在《易传》里表现为各种“道器之说”、“动静之说”、“变通之说”等等。通常的理解是：我们为了“看见”到底什么是“生生之谓易”，才起了这颗“心”，才动了这个“念”。换言之，谁是因？谁是果？其实，恰恰是这个“起心动念”（因）才出现了“易”（果）。正如“科幻电影”《源代码》（中国上映时间2011）中所表现的那样，所有的事件（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且仅仅发生在“思想意识”里。而所有的“思想意识”，只是一组“源代码”（形式）。在中国文化里表现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等等这些“源代码”的“变化形式”。

三、《周易》中的“空”和“灵”

为了处理和运用这些形式（代码和信息），中国文化有一套完善的概念系统，就是关于“体、用”和“有、无”这套系统。

“体、用”和“有、无”的概念系统相比较西方文化中的“主体—客体”和“有—没有”来说，前者只针对事件，不涉及或不干预事件中的角色，不搞一刀切。换言之，角色不分主体和客体，只看它的“用”和“无”。所谓“用”，就是形式“体”的消失或转变；所谓“无”，就是形式“有”的消失或转化。“变化”同时具有“正向”和“逆向”。比如，甲：“还有水吗？”乙：“没有（无）了，我喝（用）完了”。即：水，这个事件的形式，要么“消失”要么“转变和转化”，但是，水的“内容”却永远“在”。只是人们已经“看不见”水的“暂时性的（原有）形式”了。而这又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的第三种涵义。

概括起来说，“神无方而易无体”有以下特征：(1)、无所谓“正向”，也无所谓“逆向”（全息、圆满），(2)所有的形式都是“暂时的”（生旺死绝、成驻坏空），(3)所有的形式都是为了“有”和“用”（显化和消失）。但是，即便是“神无方而易无体”，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还想给这个作为“道”的“神和易”起个名字（显化出来），于是叫做“空”或者“灵”。同时，我们也牢牢记得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

“西学东渐”以来，准确地说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以来，中国的汉语言文化中的“道”学和“易”理，揉入“佛”和“神”等各种名相、概念。关于“体、用”和“有、无”，也揉入了“主体和客体”等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无论外来的文化、理论和概念是什么，中国文化里“道”和“易”之概念系统，却始终保持着它主导地位——即“体、用”和“有、无”始终坚持“中道”。在佛学里叫做“色空不二”；在神学里叫做“与神同在”；在道学和易学里就是“神无方而易无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道的或者看到的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换言之，我们看不到“佛”“神”“道”“易”，只能看到他们的各种形式。

那么，“佛”“神”“道”“易”的“内容”在哪儿呢？他们在空性中、在灵性里。

现在我们再来看“人”是什么。人类有“身心灵”，但是我们只能看到“身”这个体，既看不到“心”也看不到“灵”。有人以为能够“看到”心和灵，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心和灵的某种形式。这些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形式”在《周易》中被概括为，要么叫做“象”；要么叫做“数”。换言之，你只能看到“象数”，而看不到“易理”。这也就是王弼、朱羲、王阳明等一组易学家把《周易》看作“心易”的原因。   

西学东渐以来的很多人把中国的“国学”看作“哲学”，如果把“哲学”看作是“关于悟性的学问”，这样说倒也可以。换言之，中国的思想文化首先是关于“悟性”的，其次才是关于“学术”的。更准确地说，学术是为了悟性。你必须意识到：“道、佛、神、易”和“象数”、“易理”等等这些名相或形式，首先是“悟性”的结果，其次才是“学术”的结果。这才是我们要反对“形式主义”的根本所在。这才是“形式主义害死人”的根本所在。所谓“天人合一”，并不是“天”和“人”是分开的，要“合成一个”，而是“分裂从未发生”，它们原本就是那个“一”。   

佛法进入中国以来，佛与道很快融合。而佛与易的融合却一路坎坎坷坷、若既若离，这是因为历来大多学易者太执着于“八卦”的“象（相）”这组形式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字一组的“象（相）”太逼真了。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的真正涵义。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八卦”，而是说要“放弃执着”。佛法里叫做“破相”或者“破我执”，即“突破形式或者放下我执”后的八卦，才是那个“易”本身。

透过现象看本质。单从“悟”的字形看，“心就是吾—吾就是心”（可顺可逆）。

“百姓日用而不知”在“心易”中最基本、最明显的“不知”，就是不知道“凡属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任何的“相”都是为了“显化”才来帮助我们“看见”。所有的“见”都是“现”，反之亦然。由“我”和“生我者、我生者、克我者、我克者、同我者”所形成的“六亲”，就是以为“我”分裂后的显化、显现。这就是《周易》系辞里讲的“生生之谓易”的一种形式的（后一个）“生”（生成）。而前一个“生”才是“易”。

什么叫做“知其形”？“破相”之后才会“知其形”，“不破相”的“我”只是在“形”中“日用而不知”。“破相”之后才会逐渐进入“无我”状态。“无我”才是真正的“天地之大德”，才能真正地“明明德”（《大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在《系辞》中，无论是疑问句还是肯定句，它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然后陈述“孔子九卦”（分别是“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来解释这个“德”。所以，乾卦的第三爻的卦辞才是“君子终日乾乾”——终日处于“明晰的状态”正是“悟”的状态，也就是“无我”的状态。

问题来了：“无我状态还在‘象或相’中吗？”更准确的问题是：“无我状态还在‘显化、显现’中吗？”回答肯定是：“在”，但是，却对这个“相”不执着、不当真。这就是“神”的状态——《系辞》叫做“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易”。《周易》系辞里描述为“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在佛学里叫做“四无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所有的东西都是“时物”——即一个暂时的“器”、暂时的“形式”，“内容”在哪里呢？它在“无形无相”里、在“看不见摸不着”里、在“人心”里、在“神”里、在“空”里、在“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篇第一句说“我们所有‘知道的’其实只是事件的形式，而‘不知道’它的内容”的原因。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