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

诗发迹已久，集灵气慧智化形，言时世政教为意。“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文艺思想不能等同，但也并非对立，二者随着时代演变不断变化。

从语源上看，“诗”的语义可为“志”，即心志的表达；在《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诗言志”，可见在人们认识中，“诗言志”是人们对于诗的意义与作用的明显认知。而“诗缘情”一语出于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在《诗言志辨》中，朱自清先生也详细的陈述了“诗”与“情”的关系。其“作诗言志”部分提出诗人为自己写诗，表达自己想法，咏吟他们所理解的人生义理，诗歌中的抒情因素渐渐增多。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里从四方面分析了“诗言志”的涵义和发展迹象。分别是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言志、作诗言志。在朱自清看来“献诗言志”和“赋诗言志”主要发生在以诗乐合一的先秦时代；而“教诗言志”和“作诗言志”则是在诗乐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应时代发展而扩大意义范畴。

在朱自清先生看来，“诗言志”有多种方式，可以是“献诗言志”（“献诗”者往往是作者本人，所表意义清晰），可以是“赋诗言志”（往往是借诗言志，讽多于颂），可以是“教诗明志”（上位者通过诗教推行自己的意图）。以上三种“诗言志”的方法都与政治教化难以分离，甚至在“教诗言志”方面，上位者试图利用“教诗”来对下层民众实施教化，引导风俗。随着社会变化，每个时代都有顺应每个时代的精华产生。在“作诗言志”这一旁支里，以屈原为首的辞赋作者们先于其他诗者“歌咏自己”。以《卜居》、《渔父》为例，即便歌咏个人之志，也是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其“抒情”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诗言志”几经发展，其语义不断扩大，为顺应其发展，“诗缘情”成为“诗言志”革新生命的力量。六朝人论诗，多表明其诗的“缘情”作用，但也并未脱离“诗言志”的传统。这时的“诗言志”和“诗缘情”是明暗互补、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心雕龙·明诗》篇又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的“志”指的是“七情”，所咏即所感，“缘情”的作用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总之，“诗言志”和“诗缘情”是诗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评述方式，在不同的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多由所处社会需要的文化风气和政治宗教所影响。随着时代变化，我们更多地从整体的眼光看“诗言志”和“诗缘情”，毕竟归根到底“志”和“情”都属于人内心的心理活动，都是人内部感情的升华，有着极其丰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