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龟兹王族供养人像与伊朗、中亚艺术之关系
龟兹石窟壁画中所描绘的这种独特的“脚尖站立”供养人像的画法在敦煌和中原其他地区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中均未出现。
现有的出土文物及考古资料显示，这种一组人物并排站立、相邻两人的脚重叠的形式在犍陀罗浮雕、帕提亚艺术或者帕提亚时代近东艺术中也没有看到过，但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之间的伊朗到中亚广大地区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中频繁见到，其图像模式受到伊朗萨珊、中亚粟特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
公元3世纪的萨珊岩石浮雕中有一幅保存完好的浮雕像，表现的是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īr I，224-241年）或者沙普尔一世（Shāpūr I，241-272年，241-272年）[26] 63—88在Dārābgird庆祝沙普尔一世取得胜利的情景。位于国王身后的一排人的双脚站立姿态与龟兹石窟王族供养人脚部的站立姿态和重叠方式类似（图7）。
骑在马上的国王也表现为脚尖下垂的样式，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脚尖站立、且相邻两人双脚重合的王族人像。
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的法雅兹贴佩（Fayaz-tepe）佛寺西北壁残留一块壁画，共绘一排10身男性人像，但仅存人物的下半身（图8）。
最中间一人以正面对着观众，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外。左右两边（左侧4人，右侧5人）的人与中间的人并排，但全部以3/4侧面站立，分别朝向中间的人[27]193。这组人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所有人的双脚都呈八字形站立，而且彼此重叠，每一个人似乎都踩着旁边人的脚了。Al'baum认为中间正面站立的人为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他们正在礼拜佛陀[28]25。
在距离法雅兹贴佩仅1公里的卡拉贴佩（Kara-tepe）佛寺南壁壁画的残片中也发现了一组与之类似的并排站立人像[29]30（图9），仅残留脚部和衣服下缘部分画面，相邻二人的左右脚重叠的样式与法雅兹贴佩壁画同。
在片治肯特古城II号寺院北侧礼拜堂壁画中也可见类似供养人像，时代为5世纪末[30]56。
在今阿富汗北部，靠近巴尔赫（Balkh）附近的德尔巴尔金（Dilberjin）遗址东北角挖掘出了一座宗教遗址，其中第16号房间下层的壁画保存下来一列男性人像，全部为正面站姿，所穿服饰及佩饰与新疆龟兹王族供养人服饰类似。最突出的特点是所有人的双脚都取脚尖站立的姿势，且相邻二人的左右脚重合（图10）。
李特文斯基将德尔巴尔金绘画的年代定为5世纪至6世纪初，并认为德尔巴尔金壁画与龟兹壁画有联系[31]151—152。这组人像与巴米扬石窟、吐火罗斯坦的巴拉雷克贴佩（Balalyk-tepe）以及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人物在造型、服饰方面也有关联性[4]236。
我们看到，龟兹王族供养人像脚尖站立的姿态和并排站立的一组人像之间双脚重合的形式至迟到3世纪的时候已经在伊朗萨珊国王的雕像中有所表现，贵霜时期或萨珊贵霜时期中亚地区的寺院壁画中频繁采用。
龟兹王族供养人服饰特征在片治肯特、撒马尔罕等粟特壁画中更是普遍存在人物服饰。充分说明龟兹王族供养人像与这些地区艺术之间的关系。关于龟兹王族人像与伊朗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
从龟兹石窟王族供养人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男女都是剪发齐项，这与《旧唐书•西戎传》中的记载完全吻合：龟兹……男女皆剪发，垂与项齐，唯王不剪发。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锦蒙项，著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16]5303
北边一带[34]43-44。岑仲勉、刘义棠等中国学者亦持此观点③。 还有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北魏至唐初中国与波斯萨珊关系往来密切。
仅《魏书》本纪所载萨珊在北魏时期就曾遣使10次到达北魏王庭，唐代萨珊与中国通使29次。萨珊国王伊嗣侯三世（Yezdigerd III，？-651）被杀，其子卑鲁斯于咸亨年间（671-674）来到唐朝寻求庇护，卑鲁斯之子泥涅师于调露元年（679）返回吐火罗。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表明，6—7世纪之间中国与伊朗萨珊王国往来密切，也表明了龟兹王族供养人像受到这些区域艺术影响的历史背景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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