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四五：“我”到底是谁

《传习录》二四五：“我”到底是谁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当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江西某监狱的高墙上有这么一句话——“我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什么”。

其实，不仅罪犯适合经常想一想这个问题，常人多想一想这个问题，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到这儿干什么

处于任何阶段，处在什么位置，都有一个“到这儿干什么”的问题。

以求学问的学习者为例，自己是什么人，求学问是为了什么？这些都是求学的首要问题。用孔子的话讲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为学的前提和关键。老先生还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将为学的目的定位为“为己”还是“为人”，两种境界有着天壤之别。《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实就是在明确和强调“大人之学”的目的和宗旨。

王阳明的人生历程中之所以有一个“出入佛道，归本孔孟”的过程，根本原因在于少年时期便立定了“学为圣贤”的志向，将为学的目的确定为做一个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因为有“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他才肯老老实实按照朱熹的思路去“格物”——格竹子，然后在格到吐血也无所收获的情况下，开始重新定义和理解“格物”，重新审视《大学》，重新定义“致良知”“知行合一”，如此才有了“心学”的产生。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创造一门后人称之为“阳明心学”的学问，只老老实实抱定了“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不埋怨，不争论，这条路走不通时，就去试另外一条路。游泳过不了河时，就找一条船，实在不行时，就修造 一座过河的桥。

没有比“志于道”更重要的为学根本了。

幸运的是，王阳明立定的“学为圣贤”的目的与他人无关，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否则，中国历史上不过是多了个无足重轻的“愤青”而已。与他人无关，才会只看到自己的不是。即便是客观存在于他人身上的过失，也会因为与自己为学的目的无关，也会转化成自己私欲，然后下大功夫去加以克治。

二、我是什么人

先说说舜是什么人。

孟子讲舜生活在山野之中时，与其它山野之人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生活在山洞中，与飞禽走兽为伍。不同之处在于当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时，马上变得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一定要实践哪些善言善行到惠及到所有世人才肯罢休。

孔子讲：“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一句话讲，就是个用“中”的高手。

《论语》中专门描述了尧帝传位给舜的场面——“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话概括的话，只有一个核心要义——“允执其中”。

综上来看，舜同常人没什么不同，他只是把天下万物与自己视为一体，努力凭借这种一体同然之心来“允执其中”的人而已。

既然天下万物与自己都是一体同然的，哪里还有什么象的奸恶，那分明就是自己的私欲。哪里还有什么他人的毛病，那分明就是自己的不是。

正是因为受到舜的启发，才有了《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才有了孔子所讲的“吾道一以贯之”，才有了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才有了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才有了王阳明所讲的“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有了少年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才有了少年毛泽东的“孩儿立誓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我是什么人”——你既可以狭隘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沉溺于鸡毛蒜皮不可自拔的宵小之辈，也可以像舜帝那样视天下万物与自身为一体。

有个学友时常容易生气、责备他人。阳明先生警醒他说：“为学须反求诸己。如果只是一味责怪别人，便会只看到别人的不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能反求诸己，才能看到自身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哪还有闲功夫责怪他人呢？舜能够感化象的傲慢，其根本诀窍在于不肯着意于象的不对。如果舜只是要去纠正象的奸恶，就会着意于他的不是之处。象是一个傲慢的人，一定不肯服气，如此又怎么能感化得了他呢？”这个学友为之感慨悔悟。

阳明先生说：“你今后只不要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对错。凡是到了想要指责别人的错误时，就将这错误当做自己的一个大私欲来加以克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