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原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译文〕：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本来不分高下；但是班固就是小看傅毅。在给他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只是会写点文章，就出任了兰台令史的官职，可是他的文字汗漫无统得很呢！”人往往只看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样样都会，所以就以自己的长处来贬斥别人的短处。谚语说：“自己家里破扫帚，竟然也能值千金。”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了。
〔原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gàn）伟长，陈留阮瑀（yǔ）元瑜，汝南应玚（yáng）德琏，东平刘桢（zhēn）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jì）騄（lù）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译文〕：当前的文学之士，鲁国的孔融，广陵的陈琳，山阳的王粲，北海的徐幹，陈留的阮瑀，汝南的应玚，东平的刘桢，这七位先生，无所不学，善创新词。各人都驾驭着千里良马，驰骋在千里平原之上，各恃所能，并驾齐驱。但要他们彼此相服也难得很啊！只有德行高尚的君子，才能严格地审视自己，客观地评价别人，这样，方能免除文人相轻的恶习——为此我才写这篇《论文》。
〔原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而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chóu）也。
〔译文〕：王粲擅长写辞赋，徐幹常带有齐地的舒缓之气，不过仍然可与王粲比美。像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幹的《玄猿》《漏卮》《团扇》《橘赋》等作，即使张衡、蔡邕也难以超过。但对其他文体的写作，也不过尔尔。陈琳、阮瑀所作的章、表、书、记，在当代已是手屈一指了。应玚和协而不雄奇，刘桢雄奇而不完善。孔融的气质禀赋出类拔萃，不同一般，只是所论往往缺少主张。词胜过于理，甚至出现游戏笔墨。但他的佳作，与扬雄、班固有一比！
〔原文〕：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译文〕：平常人总是以远处的东西为好东西，近处的东西不稀奇，崇尚虚名而不重实际。又苦于看不到自身的不足，总以为自己胜过别人。
〔原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lěi）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译文〕：文章有其共同性，文体有其特殊性。奏议类文体务须雅正，书论类文体重在说理，铭诔类文体强调纪实，诗赋类文体崇尚华丽。这四类文体各不相同，所以能写文章的人，也只是偏长于一个方面，只有“通才”才会写所有的文体。
〔原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译文〕：写文章主要依靠文气，文气有清、浊二体，不能够用强力去改变它。譬如音乐，曲调是同一曲调，节奏也是同一节奏，因为运气的长短、强弱不同，加上聪颖和愚钝生来如此，所以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传给儿子，哥哥也不能教给弟弟。
〔原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译文〕：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业，留芳百世的盛事。一个人年寿总有尽头，荣华富贵也终于自身，这两样是带有必然性的规律，不像文章可以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所以，古代的作者宁肯投身于笔墨之中，寄意于篇章文字，不借史官的溢美之词，不凭权贵的显赫之势，而声名自然流传于后世。因此，文王被囚禁而演绎《周易》，周公显达而制定礼；不因处境窘迫而放弃努力，也不因沉湎逸乐而改变志向。正因为这点，所以古人看轻璧玉而珍视光阴，就是担心白白浪费时间。但是，一般人多不努力，贫穷时害怕饥寒，富贵时恣意享乐。于是追求眼前物质利益，而忘了著书立说这个千秋大业。光阴在流逝，身体在衰老，转眼之间将与万物同逝，这真是有志之士的最大哀痛啊！
〔原文〕：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译文〕：孔融等人已先我而去，只有徐幹撰写了一部《中论》，算成了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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