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后世对中华文化影响颇深，但在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只不过是百家争鸣之中的一家而已。
很多人都知道百家争鸣，但是百家争鸣是如何起源的，很多人并不了解。
后世对百家争鸣之中的百家起源进行分类，有两人的说法流传最为久远。
一个是司马谈，一个是刘歆。
司马谈各家起源的理论
司马谈，《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
《史记》最后一篇引用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六个主要学派：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
阴阳家，讲的是宇宙生成论，阴、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主要原则。
儒家，其代表多为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主要都是传授古代典籍的教师，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者，维护者。
墨家，由墨子领导，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
名家，他们的兴趣在于他们所谓的“名”、“实”之辩。
法家，其含义为法式、法律。他们是政治家，主张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法典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强调的道德惯例上。
道德家，认为道集中于个体之中，作为人的自然德性，就是“德”。
刘歆的各家起源理论
刘歆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他和父亲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其整理的结果，最终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即以此为基础。
在《艺文志》中，百家被分为十家，其中六家与司马谈相同，其余四家为：杂家，纵横家，小说家和农家。
刘歆的贡献在于他试图系统地追溯各家历史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他认为，在周朝前期的社会制度解体以前，官师不分。也就是说，当时政府官员同时也是一门学术的传授者，他们与封建诸侯一样可以世袭。
因此，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
周朝后期，王室丧失了权力，政府官员也丧失了职位，流落民间。也就开始以私人身份教授之前的学术，于是，他们不再是“官”，而成为私学的“师”。
因此，各个学派正是在官师分离中产生出来了。
冯友兰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公元前十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顶点是周王的王室，他是天下各国的“共主”。
不论是周朝建国的功臣所建的国家，还是周朝以前的敌人所统治的地方，都承认周王是他们的“共主”。
在国君统治下，每个国家内的土地再分为许多采邑，每个采邑各有其封建主，他们都是国君的亲属。
因此，那个时候，政治与经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土地的主人，就是“君子”，亦即“国君之子”，是领地和居民共同的政治、经济的主人。同时，他们还掌控着受教育的权力，也是学术的中心。
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小人”阶级或曰“庶民”，他们是君子的农奴，平时种地，战时打仗，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力。
因此，刘歆的理论认为，周朝前期官、师不分。
公元七世纪，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某些贵族丧失了土地和爵位，成为普通庶人。也有些普通庶人，由于具有特殊才能或受到特别宠信，变成了国家高级官吏。
这表明了整个社会制度的解体。
而社会制度的解体，就使得原来各学派的官吏流落为普通庶人。他们通常都是某门学术的专家，在民间传授学术，成为专业教师，于是就有“礼失而求诸野”，官、师分离也就实现了。
其中教授经典和指导礼乐的专家，就称为“儒”。
参考书目：《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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