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照片中的父亲连照相都紧紧地攥着我的小手，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承载着父亲对我如山般厚重的父爱。
我一周岁时，因为注射链霉素导致神经性耳聋，双耳失聪，当时医生就直接告诉我父亲，这种情况治疗不好！可我父亲不甘心，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他怀揣着一丝渺茫的希望，背着我走上了七年漫长的治疗之路。
他先是带着我到南京的医院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每天除了吃药、打针，还要进行针灸，我胳膊上满是针眼，父亲心疼不已，每次我扎针时父亲都扶着我，扭过头去不忍心看，当他调过头来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含满泪水。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终于有了一点微弱的效果。当我和父亲走在马路上，对突然而起的汽车鸣笛声有了一点反应时，父亲高兴极了，用几天没刮的胡子，使劲地扎我的额头，并且把我高高地举过了头顶。然而，这种快乐是短暂的，转瞬即逝，“微弱的效果”非但没有扩大，而是在不久之后消失了。
病急乱投医。就在这时，父亲听别人说北京儿童医院可以治疗神经性耳聋，又带着我踏上了去北京的求医之路。那时，还没有身份证，外地人到北京住旅店和招待所都要持有户籍地开的介绍信，否则不允许住。有时我们没来得及开介绍信，父亲就背着我跑很远的路去住私人偷偷开的便宜的小旅馆。
这些小旅馆每个房间里都密密麻麻地摆满了高低床，每人一个狭窄的床铺，每个房间里能住七八个人。为了省点钱，我和父亲只住一张床，每次，父亲都是把我放在床里面舒服地安顿好，然后他贴在床边缘上，用身体为我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堤坝。
在北京的一日三餐，父亲都是简单对付下，可给我买的都是好吃的。他当时从家里带了一个白色的掉了瓷的大瓷缸，每天经常用开水泡点馒头充饥，而他却经常带我到北京街头，买肉饼和冰糖葫芦给我吃。许多年后，我才懂得父亲多年为什么要泡馒头吃的奥秘。原来，父亲就连馒头也舍不得吃，他每次都是掰一点放到开水里膨胀成一大块，然后喝进肚里去“压饿”。
在北京治疗了一年半，因经济上承受不了，父亲和医生商量，隔段时间他去北京把情况告诉医生，然后开药水带回来，在家中医院注射。从此，隔段时间父亲就带着好几个保温桶去北京给我开药带回家来。那时，京沪高速还没开通，从淮安到北京来回要好几天，就这样父亲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奔波了好几年，然而收效甚微，我依然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转眼间，我也到了入学年龄，眼看着上普通的小学无望，父亲决定把我送到聋哑学校去上学。那时淮安的聋哑学校在车站附近的爱民路，而我家在靠近大运河的金凤集团宿舍，相距很远，父母风雨无阻，接送我上学放学，六年如一日，甚是辛苦。那时，城市的道路没有现在好，有许多是土路和石子路，我每次在路上被颠得都快要睡着了。
在学校上学期间，我也退缩过，但父亲从没有放弃，他总是鼓励我坚持下去。父亲想，我已经听不到，不会说话了，一定要学会文字，那样才可以与人沟通交流。一个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与人交流怎么行啊。后来事实证明，父亲的想法是对的。
在这六年间，每天晚上，父亲忙碌一天后还要教我学说话，教我学习。当时，淮安的聋哑学校只有小学，没有初中高中，六年后我小学毕业了，父亲又开始担心我以后生存的问题。那段日子，父亲吃不好睡不好，都在想着怎么样才能让我自食其力。我每天夜里醒来，经常看到父亲倚在床头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似乎在诉说着父亲的一片苦心。
后来，父亲利用自己在金凤集团工作多年的人脉，托人找关系终于把我弄进了江苏金凤集团上班。每天下班父亲都等我一起走，我如果下班迟了，父亲就来接我，从不间断，直至2007年，单位改制，买断工龄后的我又失业了。
父亲看着我迟迟找不到新工作，很是焦急，想着要给我学个技能，于是就带着我找到一个开缝纫店的邻居，不要工资，在店里学技术。出于对邻居的感激，也是为了让人家多教教我，已经七十多岁的父亲还经常去店里帮忙。学会了缝纫技术后，我才得以成功进入一家服装厂工作，后来有幸加入了Pansy这个大家庭，在许多同事的帮助下工作到了退休。
我在Pansy上班期间，虽然工作无忧，生活无忧，但父亲为我操劳的心并没有闲下来，当他得知我在金凤集团所在的车间可以提前退休时，他跑了很多天，跑了很多部门，准备好了我提前退休的所有资料。当Pansy的同事把这些资料送到人社局时，连接收的人都惊讶：资料准备得这么齐全啊！
我退休以后，如果我自己申请，还有可能获得在公司留用的机会。我也舍不得离开Pansy，可我更想去照顾和陪伴年迈的父母，父亲已经85岁了，母亲已经80岁了，我要经常去为他们买菜、洗衣、做饭，父亲喜欢吃芹菜，我就变着花样炒给他吃，包饺子给他吃。这四十多年来，父亲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照顾着我，我现在退休了，以后换我来照顾父母亲了，父母对我的恩我永远也报不完。趁父母在，好好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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