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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秋夜》里写到：“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为何不直接写两株都是枣树？有的言说，错句；有的言说，以一株给予企盼，而另一株仍为枣树，可见孤寂凄凉；也有的言说，虽同为枣树，但时间的长流里任何一秒，甚至重回，都不是同一事物，所以体现了哲学的范畴；也有言说，其实鲁迅压根就没想这么多，只是凭着感觉生出了这句话，徒增了后人的猜想。
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就是如此：作者只负责创作，当作品投向阅读者，阅读者便自发产生语境联想、语意再造。而好的作品，即是超越作者创造的初衷，生发出多重蕴意的可能，犹如中国国画中“留白”的妙义。
但若任由联想无止尽生发，或搬出既定框架强行套用得出阅读体验结论，终究又离“真理”远了。
被伏尔甘撞见的维纳斯与战神
故而阿拉斯以“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为题，意图告诉世人不要以文字、引文、外部参照构成看懂艺术的屏障，有时候懂得“存在即是理由”，以目光之所见更能贴近作品的真实模样。《致亲爱的丘俪雅》中谈及的名作《被伏尔甘撞见的维纳斯与战神》，即是如此。当大部分的解读者都因为马尔斯与维纳斯偷情的故事所禁囿，以道德谴责为出发点来解构丁托列托的这幅画作时，得出结论“伏尔甘是高尚的”，“维纳斯和战神却在扮演着羞耻可笑的角色”，“受惊吓的维纳斯是在试图遮掩自己的身体”。阿拉斯却把目光定格在画作中存在的细小事物上，比如狂吠的小狗。他认为既然丁托列托在画作中不吝笔墨画下了许多的细小的事物，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故而发现伏尔甘并不如前者所猜测的那样不知晓维纳斯的偷情，反而清晰如明镜，却因为沉迷于维纳斯胴体美艳无法自拔，揣着明白当糊涂。窗台那几乎不可见的透明玻璃瓶以及对面镜子里那看似不合逻辑的伏尔甘已然爬上床的双腿，一一印证这一结论。
以文字、故事、文献等进行知觉猜想假设，虽同样可寻着宗教、道德、婚姻等古典主义主题的蛛丝马迹，但这种寻着总让人觉着以偏慨全——说不通的，讲不明的细枝末节就一概视而不见。
天使报喜
阿拉斯在《蜗牛的目光》中又以一只在《天使报喜》画框边缘的蜗牛，再一次点醒看画者：蜗牛的视力很弱，只凭借触角感受温度合湿度，而我们则如失去视觉功能的蜗牛，只依靠后天所习得的知识辨别外物，却让天生所得的眼睛对已然所见的东西视而不见，更让等待可见的东西无处可来。
若看画者、析画着能参透这一点，以眼所见，必茅塞顿开，迎着惊讶，看着“不可见之物显身于人类视野之中”，天父、白鸽就向你而来。（画中蜗牛的与天使报喜之手连线的天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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