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小城的天气陷入夏末未央,秋风意起的节点,在略点肃杀的微凉中,我又想起了吴老师。
吴老师是我的职场导师,是我坚守职业信念的动力源,是我敬佩的职场前辈。也许于他而言,我只是萍水相逢的晚辈,但与他的几次见面却给了极大的鼓励。
两年前的十月份,我刚成为一个名中学语文老师一个月,便接到了上级给我的任务,我的同事徐老师在会议上拼命使眼色,一直强调年轻人要多锻炼几年,而主任不由分说把任务塞给了我,并且强调,——你们这种名校毕业的人一定能应付得了这种场合!
刚到职场的我,整日抱着一展拳脚的想法,发表论文啊,参加教学大赛啊,获奖啊,却领悟不到职场自有它的哲学,我还在回味上一阶段的人世大书。
尽管学校安排了我参加比赛,日常的工作却一丝未减,连赛课的题目也是提前两天才传达给我的。对于学校规章制度还不熟悉的我,被德育主任打电话去报告班级管理工作,学校的秋游动员任务也压在我身边。如此仓促,我只能每晚待在办公室加班,我不知道以往赛课的流程,也不懂得赛课的要点,这时,徐老师来到我身边,她不断地为我出谋划策,安抚我尽力而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规格很高的比赛,曾经学校派出过另外的一位老师,却碰一鼻子灰,整个教学设计被全盘否定。他们在等着我落败而归。
为了备赛,徐老师成为我的师父,另外两位要好的同事则成了我的私人助理,打印教案啦,写文案啦,画教学设计图的任务全部落在了他们的头上,我们抱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心态,来到了赛课现场,没想到一战成名,获得了本赛区的一等奖,评委们一直夸我们学校招到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回到学校,我们去吃了庆功宴,却也意味着要再去打下一场赛,然而,此时突然传来学校领导要听课指导,主任要我去开赛课指导会,一时间各种人都要来指导我的工作,在短短两日的准备时间,我开了三四个会,接到数十个指导,从只有三个人在意我的比赛,到几十人在意。
不断的心理打击,各方面的阻力,我甚至开始怀疑学校就是搞人际关系的地方,看到新人,便想办法给个教训,看到有好处,哪个主任都要来指导一番。
这时,吴老师来到了我的学校听课指导。他只是做了常规任务的检查,短短的四十几分钟的教研,吴老师却对我很赏识,他让我把自己的教案发一些给他,这是多大的荣誉啊。不仅如此,晚上八点多,吴老师还发了一个近千字的书单给我,其中细目罗列清晰,有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教育、教师科研、教师成长等,还告诉我——工作八小时外的时间,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数百本的书单,我至今也没有读完,甚至丢失了原稿,可是那份赏识,却让我始终相信自己的能力。
因为赛课的事里,我始终强调,真正指导我的是徐老师,如此得罪了一些人,再加上好几次邀功活动中我的不配合,以及跟徐老师等几位前辈关系走的近(很多有能力的老教师都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处处刁难)我也渐渐被列入了几位领导特定的排挤对象之列。
不知道吴老师是从何看出我的备受排挤的,再次来学校时,他不仅点名要听我的课,而且在教研会上,一直强调,——一个好的环境,彼此间会相互促进,而差的环境中,他们会抱团排挤那些优秀的人。他对我的那篇关于回忆性散文文体解读的课大加赞赏,说:“这是我见过的年轻人中课堂驾驭能力最好,而且还有深度的课堂。”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吴老师是为了通过赞扬支撑我,给我声望,还是真的看好那节课。晚上九点,吴老师又给我打了电话,他竟向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小女孩细细讲述了自己的职业过往,他在九十年代从华东师大毕业,在当时那是多么好的履历啊,可是在一个小学校里一待就是十年,我反驳道:“人生哪有那么多十年啊!我在这里才过了两年,竟有种难熬的感觉。”他鼓励我,有时候,不是你不好,是你还不够好,而且,就算你足够优秀,也要等!
后来,关于学校的事,我又跟吴老师联系了几次,他始终在鼓励我,“就算贫瘠的土地一样可以长的枝繁叶茂,只要根扎得够深。年轻就是资本,不急。”可我不知道的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那时他已经从某教科院下来,又在一个学校当了普通老师,很多人都说,他是意气用事,不愿搞人际关系,遭到了小人的抱团排挤,自己主动拉了桌子,重回一线老师的岗位了。
不知那时,他安慰我,要敢于坚持自我时,是否在心底也暗暗对自己说了一遍,不知道那时,他在说这话时,是已经遭受了排挤,还是预感到什么。
在《梵高书信剪辑》中,梵高给自己的弟弟提奥的信里写道:
他像被监禁在牢房里,他期待着伟大的行动,他的精神就是这种期待中被消耗掉的。正当或者不正当的东西损坏了我们的名誉,贫困、灾难都会使人变为囚徒。监牢就是偏见、误解和对事件本身的无知、猜忌、虚伪和没有廉耻。人们未必能说出禁锢我们、限制我们、要埋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然而,人们可以感觉到有某种障碍,某种藩篱的存在。这类人未必能说出自己在作些什么,但他可以凭本能感觉到:我应该更有出息,我毕竟有目标,我也许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的心里藏着某种东西!
我不知道吴老师是否在承受着这种无形的监牢,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新任的某教科院主任一年出了十几本书,搞了很多的大型送书活动,聘请了很多名家为他们“背书”。吴老师却是个没有出书,只有几十篇文章的“学者”。
我总在等待契机再去联系他,愿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的,我也相信,于我们这类人,故事还没有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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