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开始，随着苏联军队的炮轰响起来，驻扎在我们这一带的日本兵纷纷逃离，瓦罗加受苏联红军之命，率领部队的追踪迷路的逃兵。
初见瓦罗加，他整个人看起来瘦削，面颊有几道月牙形的沟痕，他的目光又温和又忧郁，就像初春的小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股风钻进了心底，身上暖融融的。
他们追捕逃兵，我们打猎遇到了。那晚我们在河畔搭起希楞柱，燃起篝火，聚集在一起吃东西，第二天我们与牙罗加率领的部落在河畔分别。
离别之前他告诉我会帮我找到拉吉米，不久他带着拉吉米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像我求婚。瓦罗加妻子难产过世了快二十年，他以为此生都不会在拥有幸福了，直到他遇到了我，他说他第一眼在河的对岸看到我时，他的心震颤，我脸上的忧伤、疲惫，温柔、坚忍就是这种复杂的神情打动了牙罗加。当他从鲁尼那得知拉吉达已经离我而去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娶我。
我和瓦罗加的婚礼很隆重和热闹，我们欢聚在一起纵情地饮酒歌唱。婚礼结束后，瓦罗加就把他的族部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另外一个族长带领，一部分与我们的乌力楞合在一起。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他原来是他们氏族的酋长，但在我们乌力楞，凡事都听从鲁尼的，他的温和大度的行为却招致了他们氏族人的不满，骂他是叛徒，出卖自己的氏族。
我有一段时间爱上画岩石画，哪怕我月亮升起后回到营地，瓦罗加站在希楞柱外焦急的等待着我，他从来不会过问我去了哪里，他只会默默的为我递上一碗煮好的鹿奶茶。
1959年，在乌启罗夫那有了小学，鄂温克猎民的孩子可以免费入学，瓦罗加建议把我们的女儿送去上学，我认可瓦罗加的观点，但瓦罗加却说有了知识的人，才会有眼界看到这世界的光明。我们的女儿最终还是没能去上学，但瓦罗加教她们认字，写字。
1959以后政府为我们在乌启罗夫建了住所，山上的氏族陆续有人下山居住，随着大兴安岭一带开发，山上树木也在逐年减少，我们氏族的人譬如伊万、依芙琳、坤德和哈谢，他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去定居点是必然的，我的女儿达吉亚娜为了追求新生活，她也要去山下生活，瓦罗加为了女儿和她氏族的人，也选择去山下激流乡生活。
两年后，那些定居激流乡的各个部落的人，因为驯鹿的原因，又像候鸟一样，一批接着一批回到山上，我们的女儿达吉亚娜到了适婚年龄，瓦罗加告诉她，听自己的心，心怎么选择，人就怎么选择。
不久以后有人推举瓦罗加当激流乡的新乡长，他指着我对别人温和的说，别看剪了头发，可他还是我的酋长，我不下山，他也不会下山。
我和瓦罗加日渐的衰老，我们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74的夏天放映队来到山上慰问林业工人，轮流当电影。瓦罗加和马粪包护送放映员回林场，途中遭遇了黑熊的袭击，瓦罗加为了保护放映员和马粪包永远的离开了我。
瓦罗加的离去，使我接下去的岁月出现了模糊。每每想到瓦罗加我就会心痛不已，我开始拿着画棒胡乱在身体上随意地描画，妮号后来告诉我，我画的是一只熊。
我和拉吉达的相识始于黑熊的追逐，它把幸福带到我的身边，而我和瓦罗加的永别也是因为黑熊，看来它是我的幸福源头，也是我幸福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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