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和发言人是布瓦罗,它的法典是布瓦罗的《论诗艺》,理性则是贯穿《论诗艺》全书的一条红线。这里的理性也是笛卡尔在《论方法》里所说的“良知”,它是人生来就有的辨别是非好坏的能力,天生的好的审辨力,类似于古汉语的“良知”,是普遍永恒的人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理性作为“人情之常”,必然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凡是真理都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美既然是普遍永恒的,它就和真是一回事,这种和美同一的真,依布瓦罗看,就是“自然”。
新古典主义者所了解的“自然”并不是自然风景,也还不是一般感性现实世界,而是天生事物的常情常理,往往特别指“人性”。自然就是真实,因为他就是情理之常。他们坚信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把自然看作与真理同一,着重自然的普遍性与规律性。他们坚定的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反对任何怪诞离奇的事出现于文艺。
为了要逼真,他们认为悲剧的主角就不应写得十全十美,最好带一点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过错或毛病。
为了要逼真,最重要的还是抓住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这就是说要创造典型。
布瓦罗认为,写阿迦麦农,应把它写成骄横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祗,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离。还需研究各代各国的风俗习惯,气候往往使人的脾气不一样。
拉辛在它的序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很高兴地从在我们法国舞台上所产生的效果中看到群众所赞赏的尽是我从荷马或欧里庇得斯那里模仿来的,从此我也看到良知和理性在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一切一切都在变,只有人性不会变。他们认为文艺作品必须把这种普遍永恒的东西表现出来,才能得到古往今来的一致赞赏。所以时间的考验可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标准,而古典经过长久时间的考验,仍为人赞赏。“因此,古典就是自然,模仿古典,就是运用人类心智做成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去把自然表现的完美。”
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病源在于缺乏正确的历史发展的观点,所以他们的见解一般是拘板的,保守的。他们对于从中世纪以来民间文艺做表现的丰富想象力,几乎丝毫没有敏感。对于近代刚兴起的抒情诗,也十分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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