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年代末期，我也来到这个世界。
五岁之前，我对这个世界是迷茫的、模糊的，现在还记的一件可能改变命运的事情，还是母亲告诉我的。
在我三、四岁左右，不能怨母亲，母亲对细节的记忆很深，对时间的记忆却经常出错，连我出生的时辰都没有固定的数字，一会是子时，一会是丑时。
不管是三岁还是四岁，反正是那一天。我一个人在院落后堂的水池看池中的鲤鱼游耍，不知不觉间就踮起脚，头几乎贴在水面。也是在不经意间，人就一头栽进了水里。母亲说，当时，她在厨房听到有人喊“娘，娘”。厨房离后堂足有二十几米，而且中间隔着好几堵墙、好几扇门，是不可能听到的。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也许是母亲求神拜佛感动了上苍，也许是母子之间的神灵感应，母亲听到了。
母亲迅速跑到后堂，看到我正用两只小手吃力地扒在水池边。母亲把我从水池中拉上来，不顾我全身湿渌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当天，母亲煮了几道素菜，摆在神案前，点上蜡烛，点上香，虔诚地跪在神像前，口中念念有词，感谢神灵保佑。
原来我这命是拣来的。
在我五岁时，太婆去世了。
厅堂正中摆放着棺材，墙上挂着太婆的遗像，长长的脸、长长的耳朵，蹬着双眼很严肃地看着众人在她面前哭泣、祭拜。太婆刚去世时，我和着大人哭了几声。后来看到又放鞭炮，又烧纸船、纸人的，又有很多平时吃不到的食物，觉的挺好玩。人死了给我的第一记忆是热闹，是有意思。所以至今对死我都挺坦然，对他人的死也很坦然。人生下来，就注定要走向死亡。死亡实际上是种解脱，解脱了病魔，解脱了烦恼，解脱了人世间一切一切的诱惑。死亡就是痛苦的结束，死亡就是干净利落，死亡就是不累赘他人。有了对生死的一点点参透，不是说立即选择解脱之道，而是要活得更洒脱，更自在，为自己活着，活给自己看，而不是为了给他人瞧。
我八岁上小学时，妹妹和弟弟相继也来到这个世界。
一家七口，父亲的工资每月还是三十五元，人均五元。虽说当年的物价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么一点钱也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最低的生活。早餐通常是稀饭配油条，油条一根两分钱，一个人半根，要沾着酱油才能把一碗稀饭吃完，几乎天天如此。长年累月的沾酱油吃油条使我的味觉变得很重，发展到可以不沾任何东西就直接喝。每次，母亲叫我去买酱油，我都是边走边喝，当然不可能像喝啤酒一样那么大口。奇怪的是我儿子也喜欢喝酱油，遗传的力量、基因的力量真是太伟大了。
凤山镇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实验小学，一所是凤山小学。按街道划分，第一和第二街道在实验小学，第三和第四街道在凤山小学。我家所在的是第三街道，于是我就上了凤山小学。
凤山小学离我家很近，走路十分钟。
学校门口是凤山河的支流，学校的正大门前是一座石拱桥。石拱桥应该是有年代了，桥的两边各有两只石狮子，狮视耽耽地注视着进出学校的师生。
进了学校大门，是一堵白底红字的照壁，正中用毛体书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右下角书的是“毛泽东”三个字。前几年，我重返母校，墙还在，字改了，不过也是领导人的语录，与时俱进吗。
过了照壁，是一个大操场，隔着操场就是一幢三层高的教学楼。
凤山小学的教育质量在文化大革命前是相当不错，曾被评为地区还是省先进。但我生不逢时，刚上几天课，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来了，开始停课闹革命，小学生成了红小兵。害得我至今连拼音都不会拼，打字只好学五笔。
不久，上课是恢复了，但旧的课本不能用了，又没有新的课本，就拿毛主席语录来代替。我至今记的，毛主席语录是270页。文革中有一个传说：红卫兵批斗陈毅，陈毅受不了，就说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问在那一页，陈毅回答说在271页，结果招来红卫兵更加凶狠的毒打。你想呵，当年不要说已经是中学生的红卫兵，就是像我这样刚上小学的红小兵对毛主席语录都是天天学，日日背，想糊弄北京的红卫兵那是不可能的。
学断断续续地上，也不像现在的小孩作业一大堆。母亲就买了几只小兔子让我养。你千万别以为，母亲是买来给我玩的，养兔子是为了养大了卖，以贴补家用。于是，下课后我就和一个同学到处去找摘兔子喜欢吃的草叶。一次，实在找不到了，我就跑到菜地，偷偷拨了两棵小白菜，马上跑回家。不到一个时辰，菜农来找父亲，说你儿子拨了他的菜。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一巴掌就扇过来。母亲赶紧把我拉开，向人家赔了礼还赔了钱。
我觉得很委屈，一个人躲到房间偷偷哭泣，因为大声哭，还会招来父亲的巴掌。父亲的巴掌，也使我知道，偷人家的东西是不对，我的价值观就在巴掌声中慢慢开始形成。我儿子小时候比我调皮多了，他享用的就不仅是巴掌，还有皮带、水管，不知道他是否也有我这样的感受。
“不打不成器”、“打是亲骂是爱”，这些传统不知是精华还是糟粕。
（二）
到二年级时，学校慢慢正规有序了。
一次放学了，我和同学东小值日，留下来打扫教室。回家时，路过学校图书馆旁边的一间仓库，从半开的窗户看到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书，我和东大喜过望，就从窗户爬进去，手忙脚乱地拣了几本，赶紧又溜之大及，虽说偷书不算偷，但毕竟做贼心虚。
回到家，一看，有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有《七侠五义》，还有一本是巴金的《家》。吃完饭后，就躲在被窝中翻看。全家人当时就挤在一间房子，最角落的一张六十公分的用两张长凳和三块长板搭的小床是属于我的空间。整个房间中央位置悬挂着一盏十五瓦的炽光灯，发出昏黄色的光，投射到我的空间，已经十分微弱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阅读的热情和兴趣。要知道当时别说电脑，连电视听都没有听说过，家里唯一的一件电子产品，是一台红灯牌座式收音机。没有电视电脑，阅读就成了我唯一的乐趣，从古代到今世，从外国到中国，随时都可以游历一番。特别是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这可是电视电脑所无法比拟的。
阅读使我的作文水平大有长进，有一次，居然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同学们投来的羡慕的目光，让我好得意了一阵。不久，由于我的语文成绩经常名列全班第一，被选任为副班长，班长是一位陈姓的女同学。陈班长性格泼辣，率直，现在在福州一个区审计局当局长。很可恶的是，有一次，她向我的妻子揭露了我的可怜史。说是有一次，有两个女生没有缴作业，我责问她们。这两位不仅不觉理亏，还觉得我多管闲事，最后竟然把我的书包扔到窗外，还说我哭了。在我记忆中，好象没这回事，但陈信誓旦旦，又没有其他证人，黑锅只好背了。妻子有时会拿这事调侃，我也只好淡然一笑。
（三）
没有多少作业，也没有更多的娱乐，从三年级开始，我就利用放学后，特别是署假，做起了小买卖---卖冰棍。
六十年代，冰箱冰柜都是奢侈品，寻常百姓听都没有听说过。父亲托人钉做了一个长六十公分、宽四十五公分、高四十公分的木箱子，用白漆漆了一遍，再用红漆写上冰棒两个大字。木箱底部铺上十公分的棉絮，放上冰棍后，再拿旧棉衣或毛巾盖上，以防止冰棍溶化。
县酱油厂就在我家后门，他们批发冰棍。当时的冰棍，就是在凉水中加上少许白糖和糖精再冷冻。一根冰棍的批发价是两分六厘，零卖三分，一根冰棍的利润是四厘钱，卖上一百根才能赚上四毛钱。
放学后，我就背上木箱子，到酱油厂批发二十根冰棍。母亲拿着一条长凳，已经摆在古塔的边上。我把箱子放在长凳的前方，自己坐在长凳的后面，就开始喊着“卖冰棍了，一根三分钱。”别看一根冰棍才三分钱，但当时很多人也消费不起，中午加上晚上最多只能卖一百根。晚上回家把赚的钱交给父亲时，虽然只有几毛，但也很有一种成就感，毕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劳动所得。
电影院看门的是一个老邻居，利用这个小小的特权，有时我就到影院中卖冰棍。看电影的人，还能消费起这三毛钱，一个晚上好的话就可以卖上百把根。在漆黑的影院中，我穿梭在各个过道间，轻声地问观众：“要不要冰棍？要不要冰棍。”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一角二角的纸币，我凭手感就能摸得出来。天天晚上都在电影院，但连电影的片名都不知道，根本无暇去光顾，只是沉浸在多卖一根冰棍可以多赚四厘钱的兴奋和喜悦中。
署假到了，我就头戴草帽，背上木箱，走上十多华里，到邻近城郊的乡村或工地。这些地方虽然消费能力不如县城，但由于卖冰棍的人少，生意反而比县城要好。来回二十多华里，尽管有时口干燥，喉咙冒烟，但我从来没有自己吃过一根冰棍。
卖冰棍使我从小就懂得，生活和不易和艰辛，在钱的问题上显露出守财奴似的节俭和吝啬，做着发财的梦，经常幻想什么时候能有一百元的财产。现在，又变得大手大脚。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价值观和人生观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存在决定意识，永远是真理。
小学在半工半读中很快过去了，没有学到应该学到的知识，比如说现在我连拼音都拼不好；没有得到孩童年代应该得到的快乐，更多的是小小的年纪就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有失就有得，但这种得本不应该是我这个年纪就应该得到的。至今，我时而冷漠时而暴燥，时而吝啬时而奢侈，时而高傲时而自卑的心态和作派不知是否拜儿时艰辛生活所赐。
岁月如凤山河般流逝，贫苦的生活却似桥墩依然屹立在河中。
（四）
对我来说，小学中学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从凤山小学换成了罗源一中。很多小学的同学一起到了中学，课程从语文、算术变成了语文、数学，多了物理、化学两门课。课程依然很松，作业依然很少，课余时间依然很多。
自尊心随着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在心中不断滋长，已经不好意思再卖冰棍了。但生活得继续，不，是生存得继续。不是为了过体面的生活，而仅仅为了填饱肚子。
于是，父亲让我在放学后跟远房外叔公当学徒。
外叔公身高不到一米六，站起来比我还矮小瘦弱。从小就跟人当学徒，做金银手饰。三年挨打受骂的徒弟生涯造就了凤山镇数一数二的金银匠。长年累月，一小锤一小锤的敲打积攒的银子换来了二亩田地，却成了下半身灾难的祸根。
解放后，他很荣幸地成了地主，很荣幸地在文革中头上戴着用报纸糊就的高帽，胸前被挂上牌子，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当街示众游行。我上中学时，红卫兵都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锻炼去了，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任务就交给了单位或街道。改过自新的任务变成了每天清晨和傍晚在固定的街区清扫马路，每天早晨我上学、每天傍晚我放学都能看到那佝佝的身影，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一丝一毫的怨言，没有看到那怕一点点的反抗，那么地心甘情愿，那么地心诚悦服。使人不得不感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不得不感叹群众力量的威力。
当地政府毕竟还留给地主一条生路，扫完马路后，外叔公继续干他的老本行。
生意是大不如前，但取媳嫁女还在延续，终身大事总不能太马虎，特别是农村受革命思想的教育不如城里，一些姑娘谈婚论嫁时会向男方索要金戒指，银手锷。农村人不管外叔公是地主，只认他的手艺。活虽然不多，但给一家人混口饭吃还是有的。
外叔公老实本份，不过老实人都有倔脾气，对徒弟要求很苛刻。好几个天资聪慧的小伙子因受不了而没有成师。我的天资也不错，但同样受不了他的严苛历求，加上志向和兴趣不在此。没几天，就跟父亲说不干了，父亲这次倒没说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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