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字传入中国之际，首要工作便是将它们翻译成中文。而名字翻译应该是所有语词子句翻译最为简单的，因为它不涉及任何意义。鲁迅单作一文《不懂的音译》评价当时翻译界流行的将外国人名尽可能翻译成有中国特色的名字这一现象。例如，将屠格涅夫翻译为屠介纳夫，将果戈里翻译为郭歌里，将克鲁巴金翻译为柯伯坚，如此种种。这种翻译不可谓不好，冗长又陌生的外国名字出现在文章中，阅读起来，佶屈聱牙，犹如吃混着泥沙的饭，需要时时停下来，多读几遍，才能把它们熟记于心，而外国名字中国化对读者是非常友好的。
为什么鲁迅要特意讲这件事，而且对此颇不以为然，加之批判呢？鲁迅提到对外国思想的三种态度，一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二是凡外国人皆称洋鬼子；三是讲外国人名改成中国民（第419页）。鲁迅当时关注的现象现如今早就不成问题，因为国民早已改变了这三种态度，学界更是对外国人和他们的思想顶礼膜拜，以至于如果没有外国人的观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自己提出的思想只是孩儿游戏。我们经常说“过犹不及”，又说“执其两端”，又要寻求“中道”，殊不知这些建议本不是说我们文化即使如此，而是奉劝我们要如此这般形式。在我看，全然不谈和奉为圭臬，洋鬼子和洋圣人，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忘记了引进思想的初衷是变化气质，改变国人的思维模式。
现如今，音译还是中文化已不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毕竟名字仅是一个称呼而已。是克鲁巴金，还是柯伯坚，只要附上相应的外文，读者就能知晓这个译名究竟是谁。然而，从音译现象挖掘的问题仍旧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上文提及的对待外来思想的态度，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讲外来思想整合到中国文化之中。当然，第二个问题是建置第一个问题之上，有了特定的态度才能进一步设计整合方案。
鲁迅认为上述三种态度均不可取，一叶障目、肆意诋毁和瞒天过海都不是我们对待外来思想的合理态度。站直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才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平等不是对等，不是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国情，而是就这具体问题朝着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目标前进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断然否定外国名字的中文译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会对读者理解和欣赏外国思想造成实质障碍，只是要有相应的处理方法避免混淆。思想交流的目的不是好为人师，不在于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通过对方反观自己，以平等对待他者，才能正视自己。若能平等待之，思想的融合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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