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经济史》中认为中国的经济思想，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派：
儒家思想
一派是以董仲舒、晁错等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偏向于人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
我们可以称之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源自《春秋》中的“纳之轨物”。意思是协助人生进入一个正确的轨道，有礼乐教化的意义。
董仲舒提倡的就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个特定的标准与限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不道德，过低则无法生存。
所以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就是为了抑制豪强兼并土地。他还提出，政府应该放弃管制天下盐铁，废除奴隶买卖，轻徭薄赋，施行善政。但汉武帝并没有采纳。
儒家包括董仲舒重道德而轻物质，他们把重利与否作为区别“大夫”和“庶人”的标准，主张对重利的人进行教化。
可事实证明，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人在儒家的教化之下仍然十分重利。所以，儒家的经济思想也许不太适合现实的社会，它太理想化了。
司马迁经济思想
另一派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张放任自由。司马迁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思想不谋而合，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
经济人假设是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以自身利益为最大化目标。
司马迁认为爱富厌贫是人的正常心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大光明的劳动赚钱没有什么不对，司马迁支持一切正常的谋利活动。
太史公认为每个人都有耳目声色之欲，这是人之常情，即使去说服教化也于事无补，不如让人民放任自由比较好，这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次一等的方法是领导他们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第三等是教诲，第四等是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也同意管子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物质基础，遑论其他。
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同等视之，认为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缺一不可。国家的繁荣在于是否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有些类似，只是司马迁比亚当·斯密早了1800年，也许他的思想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但却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座丰碑，即使对于现代社会也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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