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雅克·巴尔赞就萌生了撰写一部西方文化史的念头，但被一位长者劝阻了。那位长者认为，这位年轻人当时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写出一些有创意的东西，于是便建议他把写作计划推迟到80岁之后。
却不料，巴尔赞真的听从并履行了那位长者的意见，在85岁的时候，才开始动笔开始自己文化史的写作。
此时，巴尔赞早已是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了。
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结束的那一年，巴尔赞的文化史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一书出版。这一年，他93岁。
曾经在纽约，有一个名叫彼得·克鲁列维奇（Peter Krulewitch）的人采访了许多长期居住在纽约并年龄90岁以上的人，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是102岁，采访中，他们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主角雅克·巴尔赞也是其中的一位受访者，他曾于2009年（102岁）接受采访。
抛开雅克·巴尔赞美国历史学家、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的身份，我们今天就来单纯地看看，这位百岁老人是如何回忆自己的儿时生活和学生时代的？
以下内容整理自雅克·巴尔赞的102岁时在纽约的访谈
我于1907年11月30日出生于法国。对于早年时光，我能记起来最早的是1914年（7岁），纯粹的快乐。不仅是因为我出生于一个快乐的家庭，而且我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当时各种新艺术运动的潮头。那时候有立体派。
每个星期六下午三点，我家都会迎来一群法国和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志在更新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音乐，关于音乐理论的争论。我父亲在那个圈子里属于新艺术的理论家。当然，我对于他们谈论的内容并不是都能理解，但我接受了那种氛围，它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延续下来。
前面我说，纯粹的快乐。我的父母允许我在这群人里面玩耍。然后我就坐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大腿上，他教我看手表上的时间。还有其他人。我前面也提到有不少外国人，因为消息传到整个欧洲，就是在我家能碰到很多新艺术的创始者。
当然，1914年抹杀了这一切。我依然清晰地记得8月4日和8月5日的恐惧，那是战争阴云笼罩却并未明朗而且似乎有机会避免其发生的日子。所以，从那时到现在我都是一个现代派，而且自此以后我都是一个愉快的悲观主义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1914年开始，我们的文明就开始陨落了。从那以后的所有事情都提醒我，我们把方向盘给弄丢了。我们看到的不是民主，尽管我们仍然称之为民主化。那是别的东西，就是衰落（decadence）。
我的父亲参军了。他以前是一位律师，显然那时候军事法庭缺人手。所以他很快就从战壕里被带出来，得以避免那些可怕的灾难，那些杀死了成百上千人的战役。他成为巴黎的军事法庭的一份子。他们有三个人再加一位年长市民，他们眼睁睁看着那些战场上的可怜虫违背命令或者试图逃避兵役，还要接受审判。
大战期间，我也就9岁、10岁左右，我的父母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场面和举止，发现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哈姆雷特》的译本。我为什么要看《哈姆雷特》，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读了这本书，确实非常阴郁，我开始谈论自杀这个话题。父母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嗯，我认识的人去世了，被杀了，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所以，我开始谈论自杀了。
他们把我从公立中学（Lycee）带出来，送到我母亲所在的Saint Enogat海滨，那是在北海岸的一个地方，——不完全在诺曼底布列塔尼——离圣马洛（St Malo）不远。他们让我和海滩上的孩子们一块儿玩。这些孩子要么年龄很小，要么他们不像我这样离开了学校。所以我嘲笑他们，有时候还捣乱，还是拿自杀的事情来说事儿，说这是一个没用的策略——把我从一个地方带走的坏策略，不管我到哪儿，我终究会自杀的。我认识的那些年长朋友一个接一个死亡。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受战争影响，无论是受伤还是死亡。
我所看见的哭泣的妇女，她们加剧了我的苦恼。太可怕了。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家里有三个姐妹，他们都遭遇不幸。我母亲带着我去探访他们，除了哭泣再无其他。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养育已经逝去的亲人。我也不记得具体的细节。但我记得他们围着茶桌坐着，一直在哭泣。从那以后，我是真的不想生活在那样一种群体中，满是自杀的念头。海滩让我恢复正常了一些。公立中学的人很有同情心，他们说：“我们要把他带回来，尽管他在没人离开的时候离开了。”
我们在公立中学玩耍的院子有一部分已经被征用，伤兵躺在那里，可能有六张床。管理员也允许我们过去和他们交谈，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们聊天。有些人谈到恐怖的事情。真不是个好主意。
在战争末期，我们得躲在地下室避免炮弹轰炸，在那之前还有警报。躲进地下室是因为有德国飞机飞过巴黎上空。在公立中学，我大概是9岁或者10岁，出于某种原因，我负责带领一帮小伙伴，引导他们进入地下室，保证他们不会瞎嚷嚷，也不会行为不端。我的父母有点担心，他们不喜欢这样子，这却让我变得更有责任感。最后的结果是“他会让他们变得有责任感，因为他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战后有很多美国大兵在法国待到了1922年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元可以兑换更多法郎。他们待在这里，还了解到欧洲文明现状是怎样。通过在法国或德国待了两年的年轻人，美国从不成熟国家、类似半殖民地的境况中改变了，也有一些待在意大利的，的确还有不少待在德国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德国人。绝大多数人还是待在巴黎，学习烹饪、礼仪，还有城市美学之类。
战后，我父亲认真考察了法国的大学，巴黎的和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我们的宅邸位于格勒诺布尔，而我父亲待在巴黎的唯一原因就是他要履行他的外交官职务。他跟我说，法国的大学已经被摧毁了，因为我们太蠢，不肯豁免那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兵役义务，这一点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倒是避免了。
他还说，当他看着大学的花名册，不管是巴黎的还是格勒诺布尔的大学，那些站在讲台上的都是些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术业无专攻，仅仅是充数而已。他让我考虑牛津或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是唯一在欧洲知名的美国大学，这得感谢尼古拉斯·穆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他每年都来欧洲，向欧洲的国家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宣传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理想中的大学。我也没什么犹豫就选了哥大，因为我觉得我过去之后就能见到印第安人了。不过我后来一个都没见到！
我于1920年抵达纽约。我发现我的公立中学教育在某些领域远远超过了这儿的学院教育程度，但在某些方面落后。我参加了考试，因为那时候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得通过考试，有些题目我一筹莫展，比如几何。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花两年时间来学几何，而是因为术语完全不一样。那些内容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所以我花了六个月时间接受指导，因为显然我需要一位既懂法语又懂英语的人来教我几何。就是这样了。考试的其他科目，我表现还挺好。
我们当时住在新罗谢尔（New Rochelle），那里有一个法国人的社区。新罗谢尔学院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只是懂得双语，他还能说不知道多少种语言。他很亲切，人也很好。我在英格兰学的英语，那时候六个月时间待在我们家族朋友的家里。他们有一个很通情达理的想法，他们说：“我们能说法语，但我们不打算学习法语。”
我花了一个学期，几乎是六个月时间待在那个家庭，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接触到英格兰，在那里结交朋友，拜访家庭。他们说：“让他来我们家几个月，他就自然学会英语了。”当然，当我抵达纽约时，我一口的英伦腔太过锐利，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美国英语，听起来没那么恐怖。（咯咯笑）
那时候的纽约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意大利面还是充满异域风情的食物。不久以后，没太久，有一些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来此处或前往某处——意大利面和肉丸，1美元，或者其他价格。
另一件事就是带着腕表的人会被认为是胆小鬼。随着战后士兵归国，这种看法也改变了，因为士兵都带着腕表。前面我说过，很多士兵1918年没有回国，而是在欧洲待了两年。因为美元很强势，生活在巴黎可说是既安逸又低廉。当他们带着腕表归国时，他们之前在战壕里就是这样的，后来渐渐流行，北美原住民也开始带腕表了。另一样是帽子。那时候的男人总是戴着帽子。有一位著名的商人从欧洲旅行归来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潮流是什么，他回答：“共产主义和不戴帽子。”
大家突然都不带帽子了，这真的很奇怪，是吧？我还记得街上的帽子。当然，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戴着帽子，我上学也戴一顶帽子。要是你碰到一位女性亲戚或者你的家庭的女性朋友时，你会怎么做呢？自然是脱帽致意。
我母亲第一年在这里，看着我平平安安地进了大学。然后她说：“很抱歉，我没法待这儿。”她患有哮喘，还有这里的高温也让她筋疲力尽。她的医生建议她回欧洲。她就回去了，把房子留给父亲和我。我父亲常来纽约，因为他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他总是来来回回，所以他们放弃了在新罗谢尔的房子。
我住进了哥伦比亚的公寓。我从哈特利厅（Hartley Hall）搬到了新建成的约翰·杰厅（John Jay）。我住的是单间。那些日子，所有的公寓——哈特利、利文斯顿，最后是约翰·杰——都是斯巴达式的小屋子，有一座塔，一个小洗脸盆，一个狭窄的书柜。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人性化很多了，学校还建了套房，这样就可以有室友了。我那时候不是，你要是想要一个室友，你只不过是分配到一间略微大一点的房间而已，住得比你想象的还要难受。当然我们也听说了哈佛大学的住宿环境更恶劣，因为房间根本就没人打扫，就那么搁在那儿，从来也不翻修。所以窗户玻璃上带着裂缝还有其他各种恐怖事儿，都是家常便饭了。所以我们觉得在哥伦比亚我们就算是奢侈了，因为事实上我们无法做到像后来时代那样把学院改造得富于人文气息。
有时候暑假我会去欧洲待二十天左右，我还做了很多翻译的工作。学校里有一位魏格纳女士（Miss Wegenar），很可爱的一位女士，负责帮助学生勤工俭学的申请。她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法文和德文的工作，我每周去一趟《生活》杂志，过一遍杂志上所有的插图说明文字以确保其准确无误。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德怀特·迈纳（Dwight Miner）出去露营，我们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一个夏天，德怀特和我沿着位于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拉克特河露营，很棒。
一天夜里我们被一个微小却不寻常的声音惊醒，是一匹马正在咀嚼我们带的谷物。（咯咯笑）在拉克特河过得很好，但我们必须穿过拉克特湖才能到达河那里，这条河注入这个湖，我们在独木舟里度过了艰难的一阵。我还记得的一件事是——德怀特坐在我前头，他转过身来，突然跟我说：“哈哈哈！”因为那时候我们差点淹死，他觉得很搞笑。
夏天，欧洲，和德怀特露营，当然，大部分时候这些事情不会花费一整个夏天。为了课程能够领先，我在夏天修了一门课程。我能够三年毕业得亏这门课程，我收获了三个学分，也可能是毕业所需要的其他必要的东西。
其他事情……嗯，足球队，我指导过汉斯·施杜姆（Hans Schtoomp），真是个可怜虫，压根儿就不该来学院，很讨人喜欢，可就是不管我怎么教，他都不长进。还有另一项指导，很顺从，却有点没精打采，可是还挺讨人喜欢。
他用怜悯的眼神望着我，说：“你很努力，我也很努力，可我们还是一事无成”。
我27岁时从哥大毕业，接下来是三年研究生时间，我最终花了四年时间完成学位论文。这样我在31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31岁时，世界正如脱缰野马。
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人们变得无可容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者反击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徒劳地反击。
大学校园也变得无可容忍，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组织，并且每个组织有义务发展一个、两个或三个新成员，所以一个人总是反复被询问，以理论的名义，还有，——哎，简直不可理喻，相当糟糕。
我不记得有什么政治运动了。
我的确记得大萧条，当杂货店开始出售制作精良、内容扎实的书，仅仅只卖27美分的时候，那真的是好书。我那时候囤了不少好书，都是在杂货店淘到的。
我先是住在单身公寓，后来结婚并在第114大道上找到一家略微大一点的公寓，位于百老汇的另一边。公寓位于道路西南角的建筑一楼。
我没法告诉你租金是多少，不过确实不高，这也让我敢于结婚，我觉得是这样。不管我们租的是不是两居室一厨房外带一间吃早餐的小屋子这样的房子，租金其实都差不多。年薪3600美元，我们可以过得非常好，柴尔德餐馆（Child’s Restaurant）一顿饭也就50—60美分。
战争岁月对哥伦比亚大学破坏很大，但也就是在战后，很多退伍军人回来了，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一种成熟稳重的氛围，这真的很好。
二战后当我搬到东区时，那时候喜欢散步，我决定沿着对角线方向穿过中央公园，大概是沿着第110大道，也叫教堂大道，准时参加八点半或九点钟的课程。我还记得刚来纽约的时候，在中央公园走了一回，就有一名骑警缓步走向我并且问我：“冒昧问一下，你在公园做什么？”我告诉他了。他说：“不建议你这么做，因为不安全。”这是我对于纽约的最初印象，那时候大概12到13岁。
我想在公园里散会儿步，却被一帮混混袭击了，被狠揍了一顿。我从公园逃出来，另一名骑警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我猜他看得出来我穿得并不像那些混混，他给了我同样的建议。不过我觉得我穿过公园去上课那会儿，这个地方已经太平多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第五大道1170号，这里是一栋著名的建筑，因为很多名人进入华盛顿或当上外交官之前都在这儿住过几年时间。这里是一处合作公寓。可以告诉你一些趣事。我花了4000美元购买公寓，后来我卖掉了，80万美元。
我们搬到东区，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绝大多数朋友都住在那里，而且他们不喜欢来西区，因为交通太差了。你知道的，只有一条公交线路而且公交车班次很少。这些事情我慢慢都能想起来。最后两年，首先我的记忆不完整了，其次我发现当我追忆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好像想不起来什么。追溯久远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正常的体验。
“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每个星期五下午都要去听交响乐”
我母亲这一方的亲戚都是音乐迷。我的外祖父弹奏各种铜管乐器，并且属于一家室内乐团。我父亲也是音乐高手，擅长演奏长笛，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六孔竖笛了。后来我又跟着布兰卡（Blanca）学习，他是巴黎歌剧院的第一长笛手，然后我也很擅长长笛了。但当我上了大学，不仅要上课，还要赚钱，我就没法练习了，后来越来越生疏，就基本放弃了。我挺后悔的，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器，而且我曾经相当擅长。
我家里面也都是音乐。我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一个室内乐团聚在一块儿，不是很频繁，却足以让我在家中感受到音乐氛围了。后来我学会了读谱，对很多作曲家兴味盎然。《皮尔金组曲》（Peer Gynt Suite）很棒，当然，必须还有《卡门》。就我记忆所及，我自己也常常演奏。
在我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每个星期五下午都要去听交响乐，却不料被系主任的老婆看见了，后来我就受到了警告。交响乐团那时候就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哥大的学者以为听古典音乐是一种幼稚的爱好，我却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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