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在不惑之年结束了搭伙过日子的生活。这对散伙人昨天分别联系上我，告诉我一切都已办妥——母亲卖掉房子后，搭上了回娘家的火车；父亲依旧呆在他的工厂里。
“你可以回来看看。”父亲在短信里说。我在公共厕所里把这七个字看了不下十遍，第一遍只看到最后四个字：回来看看——多么强烈的邀请！第二遍就变成了：你，可以，回来看看——你现在可以回来了。第三遍就变成了：看看——我们终于如你所愿。第四遍，第五遍......我在广播禁烟条例的女声中吸进一口混着洁厕剂和尼古丁的潮湿空气，瞥见厕所门上用黑色粗体字写着：“猛男交友”，后面是一连串数字。父亲给我转了五百块钱，这次他说：“回来看看吧。”我用一百块买了一张晚上的火车卧铺票，并告诉父亲我第二天下午就可以到家。
当晚我进车站前异常口渴，不明所以地在便利店买了一瓶促销的韩国酒嘟噜嘟噜吞下，先是喉咙一阵火烧，之后是肚子一阵火烧。检票员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我环抱着胸前的书包，做出一副顺从的模样。“走。”他像乡下人赶鸭子一样挥手，把我这只鸭子赶进了安检口。
我在泡过消毒水的白色被子里梦到了他们。“妈妈，就不要再为他难过啦。”我侧身，用自己从电视机和书籍上学到的语气和姿势揽住母亲的肩膀。“我早就看开了。”母亲拿头碰碰我的脑袋。我鼓足勇气说：“妈妈抱抱我吧。”于是母亲让我坐到她的大腿上，用手臂托着我的脊背，借助另一只手把我环绕起来。“你长大了，”母亲说，“我好久没抱过你啦。”我把头贴到母亲的胸脯上，像个巨婴般蜷缩着四肢，像赤裸地窝在那件母亲买给我的红色羽绒服里，“您何时抱过我呢。”我的胸口涌过一阵沉重的痛苦，像不正确的蛙泳姿势后气喘吁吁地停在泳池中央的浮标旁，救生员在岸上用夸张的手部动作和哨子催促我不要挡道，水漫过我的胸脯。
父亲推开门，“亲人们，来看我做了什么。”他兴奋地摊开一卷地图，看起来像某座城市的航拍图，灰黄的建筑，方方块块。“这是我建的。”他随即又打开一个录像，看起来是灰黄色的方块建筑内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多么了不起。”母亲称道。这时建筑里出现三三两两的女人，腰肢柔软，眼带秋波。“我让她们跳，她们就跳。”父亲说。“我让她们干什么，她们就干什么。”“太棒了。”我学着母亲称赞到，甚至带头鼓起了掌。于是我们都笼罩在一种自豪与兴奋的情绪里，为我父亲这样一个能干的男人而骄傲，呐喊。“你父亲，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母亲看起来容光焕发，“他居然建造了这样一座美妙的建筑！”我接上后半句，快乐得脸蛋通红。莫名地，脸蛋的温度带来了一股无名的羞愧，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往后退去，灵魂出窍般飘到自己身后。
我居然在哐啷哐啷的火车上听到了早晨的鸟叫。有种鸟喜欢布谷布谷叫个不停，因而叫布谷鸟。我的母亲这些年喜欢给我数父亲睡过的女人，大概因而叫女人。“八个女人，有一个才十八岁呢。”母亲再一次说。我有些怀疑，一是因为数字八在我们的文化里带有的吉祥和发财意，这个数量可能是记忆用来讨好意头的伎俩，二是我的母亲在不断地重复里竟有些自豪了——她忍耐了数额巨大的（八个）女人，她睡了一个能征服数额巨大（八个）女人的男人。
我在下午一点到了站。下午的太阳还是足够烈的，站台上都是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来来往往。我们汇聚一堂，各显风采，有的松弛有的紧绷有的长有的短，应有尽有。“年轻人。”我的脑子里出现这个词，此情此景在我心里唤起一种类似“青春，活力，蓬勃，早上八九点的太阳”般温暖又熟悉的感受。在我还不懂得这种感受时，文学家们就循循善诱着把它安在我脑子里。而在今天，关于年轻人的感受机关快要运作时，我像在早晨的梦中一样，奇怪的脸红带来了一股无名的羞愧，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往后退去，仿佛站在自己身后——太阳烤着柏油马路，像烧烤摊的红碳和失水的蔬菜，排列整齐的豆腐，肉类，配些装在精致绿瓶里的韩国酒，孕育着烂在睡去的肠胃里空虚的饱腹感——带着些中产式的忧伤。
父亲在路边接了我，“最近怎么样？”他表现得像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还行。”我看着他卷曲的头发，想多加一句新生活要开始了一类的话，但不知道怎么说。父亲打开了车载音响，是刘德华，华仔唱到：“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
父亲很喜欢华仔，家里总有些他的碟片。我十八岁的时候听他唱《十七岁》，有些强说愁地感概时光飞逝，像他这种功成名就的典型人物，一副青年人的合照中被红色圈圈画出的那个人，总是要被当作榜样的。此情此景，父亲大概也受不了这恶俗的煽情。他换了新闻电台。“你把自己的东西理一理，该拿的拿，不要的就算了。”“什么时候要搬走。”我问。“下个星期吧。”父亲用两只粗壮的胳膊夹住方向盘转了个弯。“妈妈在那待多久？”“你妈要卖掉我的厂房。”父亲提高了声线，“正婆乸。”父亲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你最好劝劝她。不然大家都没得吃。”“王叔他们呢？”我问。他显得不耐烦了，“各过各的，管不了谁。”我接不上话，就自顾自的地睡去。我很快又醒了，四周变得黑漆漆。我独自一人坐在后排座椅上，觉得自己像很多年前父亲还是个送货司机时，堆放在他的面包车后座上占满着黑色油漆的零件。我又闭上了眼。这时听见父亲问我：“饿了吗？”我睁开眼，发现父亲在前头开着车，而窗外真的已经黑了。秋分之后，白日变得越来越短，我们的车从广州东站出发，途径市中心，窗外的景象从排列整齐的方块高楼变成了贴着塑料大字的某某厂房，等回到我们那个小镇时，天已经黑了，路上亮起些模模糊糊的灯火。“吃点什么吧。”我犹豫着，心里想的全是那片土地上熟悉又陌生的餐馆和宵夜摊，占据一整条街的，河南胡辣汤，红太阳湘菜馆，西北面馆，东北饺子馆。
父亲掉了个头，转进一条灯火不甚明亮的小道，最后开到了久歌ktv门前的大广场上。我隔着车窗看到那些用黄色的圆圆的亮片拼凑出来的招牌。“走。”父亲像检票员一样把手一挥，把我赶下了车。地上散落着白花花的卡片，父亲问我：“吃什么。”我指着卡片说：“王叔还在做这个吗？”父亲说：“饺子吧。”父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不要多管闲事。”父亲用他惯用的口吻命令我。我嘲讽道：“你的新生活就要开始啦。”父亲似笑非笑地呵了一声，“哪里来的新生活，全都是旧的。”这时我有点同情地开始打量父亲。年近半百的父亲今天穿一件灰色的短西装，方圆的下巴剃得十分干净。他年轻时是个电线维修员，电线从粤北山区拉到广州天河城。那时候天河城的商业大楼还不多，稀稀落落都是农田，但父亲迷失了，他的母语和蹩脚的普通话根本就比不上温柔的粤语。于是父亲站在广州大地上，把夹着人字拖的脚一跺，决定彻底放弃没前途没尊严更不能赚大钱的拉电线工作，搞起了乡镇企业。用一句特俗的话，就是借了一九七八的春风，赶上了新时代的高速列车。他顺应时势，守规则，得到了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和更多选择的女人。谁能想到他
“哪来的新生活？”父亲嘀咕着把我领进了一家东北饺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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