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好事亡了国——隋朝的灭亡
一
杨坚的儿子叫杨广，他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一般被称为“隋炀帝”。
“隋炀帝”是杨广的谥（shì）号，我们说过，谥号是皇帝死后，后人给他取的名号，用来概括君王的一生。比如谥号“武”的，大都是武功卓越，打过大胜仗。谥号“文”的，一般治理国家很有功绩，或者本人学问水平很高。杨坚就谥号“文”，被后人称为“隋文帝”。
隋炀帝的“炀”是个极坏的字眼，是只有暴君才能得到的评价。因为杨广是隋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死后隋朝也灭亡了，选谥号的工作就交给了唐朝的君臣。唐朝抢了杨广的天下，自然也就不会用什么好词了。
杨广的确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给全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传统史书对他的批评有一些问题。
儒家历史学者的逻辑是这样的：
儒家讲道德，认为皇帝只要遵守儒家道德就能治理好国家。之前杨坚搞得那么好的国家，被杨广给弄亡国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那肯定是因为杨广没遵循儒家道德啊。儒家道德最强调的是“礼”。那么儒家学者在总结杨广亡国经验的时候，就着重寻找他逾越礼制的一面。在儒家伦理中，最不守礼的行为就是不孝顺和乱搞男女关系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隋炀帝既忤逆又荒淫。传说他谋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又说他后宫无数，全国遍地都是他的行宫和宫女，甚至霸占父亲的妃子。他下江南的时候，逼迫妙龄少女在岸上给他拉船，他就为了在岸上看一乐，私生活可精彩了。
其实杨广的私生活并没有那么不堪。谋害亲生父亲的说法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他也并不酷爱女色，因为他的子女数远少于历代帝王的平均数，史书上记录在案的嫔妃数量也极少。至于逼民女拉船云云，其实是明代小说虚构的情节，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
杨广也不是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喜欢读书，文化水平很高。在没当上皇帝之前，他主持编纂过规模庞大的文集。在当上皇帝以后，他勤于政事，前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总之，杨广既有抱负也有能力，统治前期称得上是英明君主。他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不是因为他的私德问题，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差，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慢慢讲。
杨广对政治的见解很是高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认识到门阀贵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杨广登基后，决心用一个大工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前面说过，为什么皇帝要依赖一大堆官员为他管理地方事务呢？那是因为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交通又不便，从中央到地方传达一条命令要很长的时间，让中央来直接管理地方事务是不现实的。那些门阀贵族之所以敢跟皇帝叫板，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有很强的势力。中央管不了的地区，他们近水楼台都给管了。
换句话说，如果能缩短从中央到地方交通所需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就可以削弱地方门阀的势力。再想干掉门阀就更容易了。
杨广要干的大工程，就是解决中央到地方的交通问题。
关陇地区的中心是长安，关陇贵族的大本营自然也在长安。隋朝的首都，一开始也是长安，但是杨广决定把首都迁到洛阳。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先找到长城这条线，长城以南，一直到长江流域这一片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也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安城位于这个地区的西北角，比较靠边。而洛阳，正好位于这个地区的中央。
首都位于地图中间，可以减少从首都到全国各地的时间。但这还不够，还应该增加交通的速度。一种办法是修“高速公路”，在古代叫作“驰道”，是一种非常平整的马路，马车可以走得很快。但是马车的速度再快也有限，真正高效的运输方式是水运。
物理学告诉我们，限制运输能力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交通工具前进时产生的阻力——拉车的马匹就是负责克服车辆和地面的摩擦力的。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承载能力——对马车而言，你的货物不能把马车压坏了，不能把路面压塌了。
对于水运来说，以上两个因素都有巨大优势。船在水中受到的阻力比马车在路上受到的摩擦力要小很多；船只不像马车那样，有车轴、车轮等薄弱结构，能承载的货物也要多得多。而且通过“在顺风时扬帆，在逆风时收帆”的办法，船只还可以充分利用免费的风能。
总而言之，在古代，水路运输相比陆路运输有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能把全国的陆路运输改成水路运输，那就相当于掀起了一场运输革命。
然而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的几条河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都是从西流向东，在地图上都是横着的。要想让河流变成全国的运输网，就必须从南北方向联通这五条河流。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开凿运河。断断续续一直在修，到了杨广统治时期还差很多没修好，是杨广一口气把剩下的都修好了。这就是“隋朝大运河”。
看隋朝运河示意图，你会发现隋朝大运河形成了一个横过来的“人”字。你说既然是南北贯通的运河，为什么不是直上直下的，中间还要有一条折线呢？这个折线就是为了迁就洛阳，洛阳正好位于“人”字的顶端。
元明清三朝的首都不在洛阳，改在今天的北京市了，所以元代以后的运河也就没有必要再有“人”字的这一折，为了运输方便，改成直上直下的了。你看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就是一条竖线，是南北直上直下的。
二
前面说过，从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南移，南方的粮食产量逐渐增多。杨广修建大运河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洛阳，解决了首都吃饭的问题。
大运河的好处还不止如此。
我们讲过商业对国家的贡献：商业其实也是一种生产，而且生
产力非常可观。商业活动又严重依赖于交通，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作“要致富，先修路”。大运河就是古代的商路，在大运河沿岸，出现了很多发达的商业城市，国家和人民都受益良多。
大运河还加强了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能力。
中国古代最大的军事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中原王朝总要在北方陈以重兵。偏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主要产粮区转移到了南方。假如没有大运河把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边境，中原王朝抵御北方的军事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北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负担会更加沉重。而像宋、明这样长期和北方作战的王朝，它们的命运就要改写。
最重要的是，大运河还严重打击了沿岸的门阀势力。
我们用文雅点的话说，这叫“大运河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用直白的话说：杨广所属的关陇集团拥有全国最强的军事实力，说揍谁就揍谁。过去是苦于中国面积太大，行军成本太高，才让各地的门阀势力可以和中央叫板。现在，大运河沿岸的门阀今天谁敢说个不字，明天中央军坐着战船就杀来了。大运河途径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大运河沿岸搞定了，全国也就差不多都踏实了。
大运河的意义是远超时代的。
我们今天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常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好像“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其实假如我们是一个隋朝人，站在隋朝往前看的话，中国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分裂的时间长：
西周统一三百年，结果东周就分裂了五百多年；
两汉统一四百年不错了吧，两晋南北朝又分裂三百多年。
在隋朝人看来，国家刚经历了数百年的长期分裂，如何把多年分裂的国家重新凝聚在一起，是隋朝的一项重要任务。大运河使得中央更容易控制地方，也就大大减小了中国再次分裂的可能。此外，大运河还加强了中国各地的交流，减少了地区间的文化隔阂，这也阻挡了分裂的趋势。
从隋朝之后，中国古代史上的统一的时间明显长于分裂的时间，统一从这时起才成为了中国历史的常态。
大运河的影响还有更多。
大运河的建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在宋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大部分王朝都把首都定在长安。其中的原因我们说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风彪悍、易守难攻，是很多王朝的发源地。
但是从宋朝开始，历代王朝的首都不再选择西北地区，而是改在大运河沿线：宋代的开封、元明清时的北京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宋代以后，南方成了中国粮食的主要产区。历代王朝选择将首都建在运河沿线，是因为这样做能得到南方的粮食供给。出于这个原因，不位于运河沿岸的长安就被抛弃了。
简而言之，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大型工程，对中国统一、繁荣经济、增强国力都有极大的好处。这一点古人也明白，隋朝之后有很多人，包括唐朝人都高度赞扬过隋朝大运河。直到今天，我们仍旧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好处。
这么看来，隋炀帝杨广其实是办了一件利国利民、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值得后世子孙永远纪念感谢。
可是，生活在杨广时代的老百姓不会这么想。
刚才我们列举了大运河那么多的好处，又说从春秋时候起，中国人就开始修大运河了。那为什么修了好几百年都没有修好呢？
杨广之前的皇帝们都傻吗？都不知道修运河的好处吗？
不是的，他们不是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修大运河，相当于要跨越中国南北生刨出一条河来，也不管中间有山还是有丘陵，一律全都推平了凿开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哪怕放到今天都是需要举国动员的超大型工程，对于只能靠人力的古人来说，这个工程庞大到不可想象。杨广之前的皇帝们不是不挖，是真心挖不动、挖不起。
那杨广怎么就挖成了呢？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
三
杨广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勤于政务，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不算是一个昏君。但他有性格上的缺陷。我给这种性格缺陷起一个名字，叫作“秦皇汉武病”。
得了这种病的皇帝和秦皇汉武一样：身处盛世，前半生非常顺利，使得他过于自信，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种人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里，熟读历史，志向远大。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乐，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干一番名垂千古的大事业。
结果你也知道啦，因为野心太大，不体恤民力，他们最后都玩过火了。
杨广也得了这个病。他出身皇室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力很强，但心气也很高。他父亲杨坚创造了“开皇之治”，国家已经非常强大。杨广的治国能力不逊于杨坚，杨广刚即位那几年，隋朝国力更是唰唰地往上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名吧？杨广的鼎盛时期，全国人口是“贞观之治”时的三倍。当时的大隋帝国繁荣得一塌糊涂。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在内的周边国家纷纷臣服，杨广已经创造了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盛世王朝。
遇到这样的年代，也怪不得杨广心气过高了。
他要当新一代的秦皇汉武，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超大型的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修运河原本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伟业，可心气太高的杨广非要在自己这辈就修好。甭管花多大的力量，动员多少人，加班加点也要建成！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大运河如期建成，但是以无数百姓的血泪和惊人的国力为代价，国家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但杨广还不只是修大运河。他还修长城，修驰道，他迁都到洛阳，还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他还多次出巡，每次都携带规模庞大的队伍，甚至携带整支军队。他游江南时修大龙舟，沿岸建行宫。这些工程累加在一起，逐渐超过了隋朝国力能够承受的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极限，国家马上内忧外患一起来，崩溃就在眼前了。
可是杨广这么折腾还不够，他还要干古往今来最花钱的一件事：打仗。
当时隋朝周边国家基本全都臣服了，连一向最难搞定的匈奴都俯首称臣，其实没多少仗可打了。偏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有个叫作高句丽（Gāogōulí）的国家表示不服，几次三番入侵骚扰。杨坚的时候隋朝就和高句丽打过仗，结果吃了大亏。到了心比天高的杨广这里，那不用说，必须得找回场子啊。
一场庞大的东征开始了。
隋朝的军力远强于高句丽，这场远征本可以轻松取胜，但是杨广坚持御驾亲征。他既不懂军事又极度骄傲自满，在远离前线的地方胡乱指挥，不许武将随便行动。高句丽军队声称要投降，杨广便以天朝大国的姿态下令停兵。结果高句丽军修补好了城墙，毁约再战。如此几次三番地折腾，这战争怎么能赢呢？
在隋军的一连串失误和高句丽军的顽强抵抗下，隋军发生了大溃败，杨广一败涂地，被赶回老家了。
这个时候，就看出杨广个性上的缺陷了。
插一段题外话，我们作为普通人，平时生活总有受气的地方，对吧？走大街上被人骂一句不敢还嘴啊，出门办事被人欺负啊等等。遇到这种情况，有些人会想：要是我有权有地位就好了，我权势熏天见谁灭谁，以后就再也不会受气了！
这么想，就太幼稚了。
因为人生气不生气这件事，和心理预期息息相关。你预期自己应该受到多大的尊重，结果没得到，你就会觉得被冒犯了。如果你一开始就降低了预期，先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卑贱的位置上，那遇到同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会生气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场考试，一个平时总不及格的学生考了80分，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分数超过了他的预期。另一个好学生考得更高，考了95分，结果却郁郁寡欢，因为他对自己的预期原本是100。
你看同样的遭遇，只因为之前的心理预期不同，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地位高的人很少受到挫折，但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也高，容忍度更低，一般人不生气的事他会生气。说白了，他们平时顺风顺水，趾高气昂惯了。我们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小挫折，他们遇到了就会觉得气愤难平，不当场把这个人灭了，他心里这道坎就过不去。所以我们看新闻，会有一些有钱有权的人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犯罪。你觉得他傻：放着好日子不过自己“作”嘛！其实不是的，他是被自己对生活的高预期绑架了。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地位高的人都是被人踩一脚就会去杀人全家的狂魔。如果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脾气是可以压下去的，这就是所谓的“涵养”。问题是杨广是个缺乏涵养的人，他爱面子，脸皮薄，从小都没受过挫折，他的抗压能力和忍耐力都很差。
隋朝鼎盛的时候不是四海臣服，万国来朝吗？在外国人来的时候，杨广让人在首都的大树上缠绕贵重的丝绸，外国人吃饭一律免费，还跟人家吹牛说：“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儿，吃饭都不收钱！”打肿脸充胖子。这就是杨广心理素质差的表现：极度爱面子。
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亲自攻打一个根本看不上眼的小国，还兵败如山倒，他心里能接受吗？
必然不能，所以杨广的选择是，继续招兵买马，继续打！
打仗是历史上最花钱的事。杨广之前修大运河、修长城、修宫殿、远征高句丽已经让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根本无力再供他折腾。当他下达再次东征的命令后，无论普通百姓还是上层门阀贵族，全都叫苦不迭。等第二次东征的大军到达边境的时候，一支强大的关陇门阀家族起兵造反，第二次东征被迫中止。
隋朝王室原本就属于关陇门阀的一支，关陇贵族是他们家最亲密的支持者。关陇贵族敢造他的反，说明杨广的统治已经失去最重要的支持，隋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了。
可是，杨广在镇压了反叛之后，又要组织第三次东征……
这就是“秦皇汉武病”病入膏肓的表现，把之前积累的资本花了个干净还是没有醒悟过来，不就只有灭亡一条路了吗？
第三次东征时，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大军开到边境，高句丽国王写了一封信表示投降。杨广拿到这封信后，这位玻璃心终于算是有了个台阶下，这才班师回朝。其实，高句丽国王是故技重施，这次仍旧假投降，隋军一撤兵他就不认了。但这时的杨广无力再次征讨，在回师的路上，他的远征军就遭到了农民军的公然袭击。此后不久，隋朝就在遍地的叛乱中灭亡了。
前面说过，南北朝的中国是门阀社会，大门阀控制着中国的权力命脉。关陇门阀在当时的军事实力最强大。那么，新的赢家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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