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吉寺的历史研究（1）

求吉寺的历史研究（1）

绪论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藏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与藏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解放前，藏族地区基本是政教合一，藏传佛教不但在意识形态上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在社会组织及人们的言行举止方面，也起着支配作用，其影响力甚至左右了藏族历史，解放后，政教合一的政体被彻底推翻，这符合现代社会政治及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宗教本身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在政府的引导下，正在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康庄大道，因此，对藏传佛教的现代化适应与变迁作研究成为了一门火热的焦点课题。

一、学术意义

藏传佛教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必然会引起一定的反映，

寺院不仅作为弘扬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而且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为～体的综合场所。求吉寺作为地处汉藏交接的一个萨迦派总管寺院，在为多民族交往及祖国的统一大业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其历史之悠久，规模之空前，作为藏传佛教现代化适应与变迁研究的典型个案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笔者是阿坝州人，曾在寺院所在地有过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并且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环境较为熟悉。这能为笔者在调查搜集材料过程中可以去

粗取精，基本能够做到快速、准确的获得相夫信息。

二、现实意义

随着世纪更替，世界政治格局的多元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增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宗教的世俗化、多样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

同其它宗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日益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对藏传佛教本身、对信教群众、对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寺院作为藏传佛教传承与弘扬的主题功能，在世俗化浪潮中如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迫切解析的一大难题。因此，深入探讨藏传佛教寺院的多元化问题，引导和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维护祖国统一、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相关动态

本人在多个专著及相关刊物上查阅过很多有关求吉寺的资料，目前为止，未发现以求吉寺为主要素材的相关学术论文，以后还会继续查阅，但就围绕当地的

经济效益，开发旅游市场，打造人文景观，在部分刊物及网站上发表了不少以科普性、知识性为一体的文章，另外，在相关与求吉寺题材的中，对求吉寺有简略的记述。如：由于求吉寺是在原有的笨波教寺庙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有关研究松州和潘州的原始笨波教时提到过求吉寺。这类文章有晏春元在四川藏学论文集上发表的《川西北藏区笨波教历史概述》、阿坝州编辑委员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其他还有：冉光荣著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陈庆英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以及贾大泉在四川藏学论文集上发表的《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赵毅的《论明代四川藏区交通》、阿坝州的各年代地方志上有零星的记载。

其次，在本寺及其下属寺院里有部分僧人用口述形式流传和文学的形式+i己’载了相关寺院的由来，以及在本寺院中发生的事迹，但这部分是在民间及个体户中流传，通过个人的努力搜集一小部分口头史整理在我的论文中。

最后，求吉寺是在如今的松潘和若尔盖的交通要道上，是古代潘州的所在地，曾一度在这里兴起过茶马交易的重镇，更是红军过草地时所经过的地方，并且在求古寺召开了党内的西北局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内生活和今后的行动计划。因此，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主要记述了红军过草地时发生的英雄事迹。其中也附带了求吉寺承载的历史痕迹。

四、主要研究方法

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和论述从分割走向统一

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求吉寺在扮演着何种角色屹立在历史舞台上，同时充分利用藏文、蒙古文、汉文、以及英文等相关原始资料或译文并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由于寺院资料的匮乏，加之尽有的一点口述传承都零星散布，无法用单一的方法去研究， 因此，准备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影视材料、文物考证、图片比较等多种方法去对比、判断，对求吉寺的历史与现状做出全方位、多层次的诠释。资料匮乏，条件的拘束，对年代的判断及内容的分析上有较大的难度，其次，由于各种主观思想的纷乱交织，对论文的中心定位上带来较大的困惑。

第一章 求吉寺建立的历史背景

自公元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地方出现了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

“10世纪初期，西藏开始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原来孕育在奴隶社会中的封建

经济的萌芽得到了发展，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1。那些在吐蕃王朝被推翻后经

历动乱而存留下来的王室贵族后裔，转化为新兴的封建领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地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经济势力较前雄厚，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依附于不同封建领主集团之间的佛教徒，出现了互相标榜的宗教狂热。萨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由昆氏家族的后代贡却杰布（1034年-1102年）于1'073年在后藏仲曲河谷的萨迦地方建寺、收徒、传法而形成的。

萨迦派在卫藏经过昆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13世纪时取得了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萨迦派随着在西藏取得政治地位后，开始在卫藏以外的地区传播，并在各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权。

第一节 中央王朝与萨迦地方政权的关系

1、萨迦派的建立及发展

10世纪末11世纪初，正值佛教处于恢复时期，鲁梅等10人从多康学经返回西藏建寺弘法，随从弟子十分踊跃。洛敦·多吉旺修在年楚河下游建立坚贡寺，24名传法弟子散居各地建寺传法，产生了教大的影响。后藏拉堆地医的扎西孜巴父子致函洛敦，请求派弟子前来拉堆建寺弘法。洛敦派释迦永努和益西宗哲两名弟子前往，他俩在拉堆二百多名僧人中选出桌弥·释迦意西(997-1078)、达洛·永努宗哲、朗·益西永努等人，在章巴江寺授比丘戒，为其他150人授出家戒。经过供施双方的商定派桌弥·释迦意西和达洛·永努宗哲赴印度留学，以期他们学通翻译技巧，学得“佛教之根本戒律；佛教之心要般若；佛教之精髓密咒。

桌弥·释迦意西对萨迦派的创立产生过重大影响，有学者说，他是萨迦派的实际创始人”2。于是桌弥·释迦意西和达洛：永努宗哲带着大量黄金千里迢迢远赴尼泊尔和印度，在尼泊尔学习梵文，后在印度超岩寺学经八年，后又到东印度学习佛法，主要学习戒律、般若和密法，特别是学到了后来作为萨迦派主要密法的“道果”教授法。回藏后，建牛古垅寺，在那里收徒传法。

昆氏家族是个时代修习旧密法的尼玛派家庭，这在很多宗教史料记载（如《汉藏史集》3、《萨迦王朝的兴衰》4、《雪域名刹萨迦寺》5、《藏传佛教》6等书上都有记载），昆巴杰之子昆·巴布且曾任吐蕃王朝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的内相；昆·巴布且之子昆·昆鲁益旺布松是西藏桑耶寺首批出家的藏族七僧人之一。自昆巴杰开始的昆氏家族，下传至第五代又分为上下两个支系。上昆族仍住在雅仓一带，下昆族则沿雅鲁藏布江向下移居到现昂仁县为中心的拉堆一带；再下传至第10代昆·贡却杰布时，则又移居到雅隆佳雄（今萨迦县萨迦区）一带定居至今。昆·贡却杰布自幼从父兄学习尼玛派密法，

这时期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已几十年，正是新密法翻译传播势头很盛的时候，他就改从桌弥译师等入学习新译密法，而桌弥译师所传“道果法”为自己修习的主要教法。昆·贡却杰布在扎乌隆巴建一小寺，通称萨迦旧寺。1073年贡却杰布建萨迦寺，“藏族史学家都以此年为萨迦派正式创建的年代”i，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萨迦派。

萨迦派在萨班做萨迦寺法台期间，萨迎派和元朝建立关系，归顺蒙古，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公元13世纪初期，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兴起，以武力统一了中原。随后在1227年和1234年，先后灭西夏和金国，占领了甘青一带的藏族地区。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元太宗）即位，遂把西夏旧地和青甘藏区划给其子阔端进驻凉州（今甘肃威武）后，阔端于1239年派手下大将多达那布率兵进入卫藏。多达那布发现；“东到贡波，西至尼泊尔南达门域”8的大部分地区是由各个地方势力所割据，彼此不相统属，各派佛教势力亦彼此交错，单靠武力难以征服。于是他回到凉州后把当时西藏佛教各派的情况向阔端做了汇报；“唯噶当派寺庙最多；达珑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巴京俄大师具有大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影响最大”9。建议阔端利用当地威望最高的宗教领袖人物来协助蒙古进行统治，阔端最后选择了萨迦派。1244年，他派多达那布和加曼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二人持函及珍珠袈裟、银币等礼品入藏，邀请萨班来凉州会晤，商谈卫藏地区归 顺蒙古的问题。

1244年萨班受阔端召，带着他的俩个侄子八思巴（萨迦五祖）和恰那从萨迦寺动身，1247年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面。阔端和萨班经过反复商议以后，达成重大协议，双方就西藏的隶属关系及户口登记、征收赋税、地方官吏等问题，由萨班亲自执笔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公开信；《至卫藏各地善知识施主大德的公开信》，陈述利害，劝导他们一起归顺蒙古。“由于萨班在来凉州前，已和卫藏各地僧俗各界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征询了各地方势力集团的意见。所以，当时西藏各地方首领接受了信中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也承认了萨迦派的领袖地位，“这明确标志西藏地方正式成为蒙古汗国的领土，蒙古对西藏实行了有效的管辖，这次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他首次建立了西藏地方与蒙古统治集团之间的直接关系，萨班在阔端的支持下，从一名宗教领袖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蒙古在藏区进行行政管理的代理人”

凉州会谈有着积极重大的意义，它保证了藏族社会的稳定，使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战争破坏，蒙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都得以加强。

2，萨迦政权的建立

1251年阔端、萨班相继去世，卫藏地区改为忽必烈封地。八思巴继萨班成为萨迦寺法台，1253年年仅19岁的八思巴谒见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即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受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掌总制院，籍以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区行政事务。

1265年八思巴返回萨迦，主要是为元在卫藏地区十三个万户的行政而回去的。制定了行政事务由本钦掌管，宗教事务由国师掌管的方案，得到元帝的批准。并任命八思巴举荐的释迦桑波为首任本钦，“八思巴作为掌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的国师和总制院使，自然又是该机构的最高领袖”H。本钦又遵旨任命了十三万户的万户长。“在萨迦寺期间八思巴通过联合各地教派和世俗势力，首先划分了俗民（弥德）和寺属民户（拉德），然后划分十三万户，每一万户有寺属民户四千户和俗民六千户。此外，还设置了拉章机构，以助于施行政教权力，这个机构由十三种侍从官员组成。最后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萨迦。丹曲政权，八思巴作为天下释教和管理蕃地事务的国师和总制院使，自然是该政权的最高领袖，在此之下，还设有本钦、朗钦等重要官职，当时已形成了管辖整个藏区的政教合一制度”12。萨迦寺实行法王领导制，法王下辖萨迦寺、拉章和桌巴。

萨迦达钦，亦称萨迦赤钦和萨迦法王，萨迦达钦均为萨迦昆氏家族人，萨迦政权虽然几经更迭，但其政教机构基本实行以萨迦达钦为首的政教制度，在萨迦政权时期，帝师在大都时，萨迦政权由达钦负责。14世纪初，萨迦内部分成四个拉章，从此达钦兄弟轮流执掌萨迦政权。后来，除都却拉章以外，其余三个都断嗣，萨迦政权由都却拉章继承。19世纪，都却拉章分成两家，萨迦政权由平措颇章和卓玛颇章轮流出任达钦一职。在甘丹颇章时期，萨迦达钦的产生，是在萨迦佐巴的主持下，经僧俗官员大会讨论选举，并承报达赖喇嘛批准，赴拉萨朝拜达赖喇嘛回来以后方可举行坐床仪式，达钦任命萨迦教务的负责人堪布和行政的负责人佐巴，1959年，’萨迦达钦已传至82代。

萨迦派与元朝中央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给后来藏传佛教各派与中央王朝加强联系提供了先例。以后历代皇帝都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藏传佛教，积极推动藏传佛教发展。“为此后历代西藏地方宗教颁袖与中央关系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们无不踵继萨迦正教领袖们的遗风，向心内地，借中央政治力量的扶持，以争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这一重大实事，在促进整个藏族，尤其是西藏人民和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关系上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元朝时期，萨迦派得到扶持后，萨迦派在西藏达到鼎盛，此后，藏传佛教各派加强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并通过朝廷的各种册封来加强自己在藏区的影响，可以说是，萨迦派改变了藏传佛教各派以前前往印度朝拜学习的风气，元朝以后藏传佛教各派都以前往内地朝见皇帝或皇室成员成为了风气，并通过皇帝的封号来加强在蒙藏社会中的影响，直到后来的达赖、班禅等系统。

第二节 萨迦派在阿坝地区的发展

萨班在祖国从分裂走向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以宗教领袖兼政治家的雄才大

略，代表卫藏人民的利益，建立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政治统治属关系，为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251年1月，萨班在凉州圆寂，临终前，将其衣钵法螺传给八思巴，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年底，八思巴应忽必烈之邀，与其弟恰那多吉会晤忽必烈。自此，八思巴被忽必烈尊为上师，他曾三次为忽必烈本人、皇后、皇子及其臣属进行密法灌顶，后由八思巴任命萨迦本钦，管理世俗事务，从而在西藏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1260年8月，元世祖忽必烈登帝位后，定都大都（北京），设“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以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地区事务，尊八思巴为国师，授经以玉印。1264年，八思巴领总制院落事，成为掌管藏区政教事务的最高官员。返回藏区，清查户口，设官分职，确定赋税，并首次设置管理宗教事务的“拉章”组织，1268年，八思巴完成西藏地方建政使命后回京。第二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1270年，因创字有功，封为“大宝法王”，更赐玉印，1276年，再次返回萨迦。此后，除理政、讲经，还进行译经工作，主持“机关报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葛亮路僧人”。1280年，在萨迦圆寂，终年46岁。去世后忽必烈赐号“皇天灾害下，万人之上，宣文辅治，犬圣至德，善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1320年，元仁宗又诏令天下各路为八思巴修建“帝师殿”，以示纪念。八思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继承伯父萨班的遗志，结束了从公元9世纪以来我国藏区的分裂、战乱局面，与忽必烈等一道，使进一步西藏纳入元朝版土，缔造成了新的多民族国家。

八思巴主持总制院期间，元朝为加强对全国藏族地区的管理，在总制院下先后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吐蕃等处宣慰使用权司都元帅府，治所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辖境包括今甘肃南部地区以外的广大藏区、四川阿坝、青海果洛等地，通称“安多”或“多麦”，古译“朵思麻”，故又称朵思麻宣慰司。

都元帅府下设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以具体管理当地军政事务。

史载八思巴受封国师（后称帝师）后返回萨迦两次，途径多麦地区。

1264年5月，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再次明确宣布八思巴为皇帝灌项，受封为国师，是所有佛教僧人的领袖。八思巴偕其瘦恰那多吉一起返回卫藏，整吐蕃庶务。八思巴兄弟抵达今玉树噶瓦隆巴地方，在此举行了有万余名僧俗信众参加的盛大法会，八思巴讲经灌顶影响很大，自此该她称“称多”，意为万人集会地。

八思巴返藏主要沿元代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路行进。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派遣一个名叫达门的官员携带诏书及八思巴的法旨入藏高置驿站，在脱思麻（安多藏区）设了7个大驿站，沿途八思巴把这里作为活动的主要地区，给予更多的关照，他与这里的各部落首领、宗教上层人士广泛建立密切联系，招收弟子，建立寺院，封册头衔，赐赠佛像、法物，进行灌项、讲经、传法，为萨迦派的传播志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74年，八思巴曾到多麦的宗达寺驻锡讲经传法，赐给该寺一尊度母像和一个净水壶，并给寺主活佛给封册，准许其头戴金冠。同时给宗达寺的属寺求嘎寺颁赐给命册。八思巴回到西藏后，指派联萨迦寺的巴桑江才来囊谦分管宗百达、求嘎寺。巴桑江才后来常住院求嘎寺，成为求嘎寺活佛。八思巴还从萨迦寺专门赐给宗达寺一份法旨，其内容如下：

凡阿里三围、中区卫藏四如、下部朵康六岗所属霍卡四部、囊肖六部、安多上部，贡囊尼和仲巴、格吉部落，白日和年措、优秀、拉秀部落，噶哇仁庆部落和苏鲁、苏莽、拉托、仲巴葱、l-杰、全德格的窕牧区，罗买和查哇安康的上下部，贡觉和扎杨、昌都、类乌齐、仲巴、尕谢、群保白黑典三族等地区，尤其是康德囊地区的高僧、贵族等务必保护宗达寺，该寺蒂什察喇嘛系囊谦（土王）家的大喇嘛，为噶德钦楞寺、求宗寺和傲布冷赛德隆寺三寺之寺主。凡此三寺皆属我萨迦派，全藏区均须保护之。不许任意占地断路，刁难寺院，不准拦劫上交萨迦寺的税赋，不得在生活上为难寺院僧徒。以上三寺所化布施归自己寺院支配。

特别是嘉绒隆上部四沟、下部八滩以及若骨滩帮边智等地的土地、草山、牧畜的饮水、所化布施等永远属于以上三寺。若有侵犯，则违背萨迦寺旨意，定受严惩。

藏区多吉顶吉祥于萨迦（印章）

以上不难看出，八思巴及萨迦派利用手中的特权，在多麦地区的传播其教派的教义教规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为元朝在西藏的统一管理，设置驿站提供了极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