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关键性问题，历来是紧抓不放的。
比如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不对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帐。
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1937年9月中下旬，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彭德怀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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