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九岁了，陪同母亲一起去接生。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玛利亚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见过十几个孩子出生了。“我又不是哺乳期母亲，”她说，“没理由带你同去，再说，你也不会喜欢的。”
终于，一个有好几个小孩的女人雇佣母亲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间照看孩子。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门厅，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谁打错了，一分钟后，母亲来到我床边，“该走了。”说完，我们一起向车子跑去。
十英里的车程中，母亲一路叮嘱我，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联邦政府的人也来了，我该说些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她说，“别给他们任何把我绳之以法的理由。”
母亲陷入沉默。她开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一片漆黑的乡间道路上，她的脸色苍白的犹如鬼魂，恐惧蚀刻进她的面容，在她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唇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伪装，她又是那副老样子，脆弱，呼吸急促。
我听见轻声低语，意识到是她发出的，她在假设突发情况：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对她隐瞒病史，出现并发症怎么办？或者如果只是并不十分危急的常见情况，但她惊慌失措，吓呆了，没能及时止住出血怎么办？再过几分中，我们就要到了，她颤抖的双手，将掌握两条生命。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所冒的风险。“医院里也有死人，”她低语道。紧握方向盘，像幽灵一般，“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助产士碰上这种事——”她转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只要发生一个失误，你就只能到监狱去看我了。”
我们一到那儿，母亲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给那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和我接连下达了一串命令，我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几乎把她交代我做的事全忘了。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她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
她大声下的命令，我们一言不发地执行。婴儿顺利出生，没有并发症，能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既神奇又浪漫。但，母亲说的没错，我并不喜欢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还弥漫着一股腹股沟难闻的汗味。
下次接生我就不再要求同去了，那次母亲回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和姐姐事情的经过：胎儿的心率如何下降只剩震颤，十分危险，她如何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然后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马上开自己的车送产妇去了医院。她开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到达医院时，后面还跟了一名护送的警察。在急诊室里，她尽力向医生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同时又不能表现出懂得太多，不能让他们怀疑到她是一名无执照的助产士。
医院紧急实施了剖腹产手术，产妇和婴儿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等到他们出院时，母亲才不再战战兢兢。事实上，她似乎很是兴奋，开始以不同方式讲述这个故事。她很喜欢回忆起被警察拦下的那一刻，警察惊奇地发现，车后座上有一个不停呻吟的女人，显然正在分娩。“我就切换到脑残女人的模式，”她用越来越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和奥黛丽，“男人就愿意这么想，是他们拯救了陷入困境的傻女人，我只需靠边站，任他扮演英雄就好了。”
对母亲来说，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医院，就在那个女人被推走几分钟后，一位医生拦住了母亲，问她为什么会在生产现场。回忆起这个，母亲微笑着说，“我就问了他我能想到的最愚蠢的问题，”她换上一副妩媚的假嗓，和她本来的声音大不一样。高声说道，“哦，那是婴儿的头吗？难道不是该脚先出来吗？”医生信了，她怎么可能是助产士呢？
在怀俄明州，没有像母亲一样好的草药师，所以医院事件几个月后，朱迪又回到巴克峰进货，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聊天，朱迪坐在凳子上，母亲倚着流理台，头懒洋洋地靠在手上。我拿着草药清单去储藏室，玛利亚牵着一个孩子跟在后面，我一边从架子上取下干草液和浑浊的药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母亲的事迹，最后讲到了医院里的那场危机。玛利亚自己也有不少逃避联邦政府人员的故事，但她刚开始讲，我就打断了她。
“朱迪是个不错的助产士，”我挺起胸膛说，“但是谁也不如我母亲厉害，能在医生和警察面前装傻。”
我的母亲名叫法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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