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在作者笔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人们对远方的苦难的印象总是模糊不清的，或许仅仅能通过死亡数字来抚慰内心，心想：“真是太可怜了。”然而谁能保证在内心最深处不会有一个声音提出，幸好不是我。这是我们的通病，只有当苦难真真实实的降临在身上时，才能够感同身受。
当一只又一只的死老鼠出现时，政府不得不谎报老鼠死亡数量，借此缓和紧张的局势；当一个又一个的人死亡出现时，政府不愿也不想承认这是鼠疫，当这个词从医生贝尔纳·里厄口中蹦出时，意味着震撼。人们不相信天灾人祸会降临在自己头上，让人猝不及防。不得已封城后，这个城市里的气氛彻底改变，城里的人们与鼠疫面对面的相处，你好啊，死亡。
在疾病发生以前，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但在分离后，住进了熟悉的监狱，回忆就不得不涌上来拯救每个人，渴望与亲人爱人重聚，相思成为共同的主题，但一别却很可能是永远。里厄与妻子的故事中最终便缺少了重逢。
然而更严峻的事实在面前，死亡数字不停上升，抗争正式开始。小说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是加缪反抗哲理的形象载体，是他理念的诠释者，尽医生的本分，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将周围人团结在一起，比如雷蒙·郎贝尔，一个被迫停留在阿赫兰城的外地人，面临与妻子的分离，不停的奔走寻求帮助，但当最后有机会离开时，却选择留下来与大家共同战斗。好人也常常会因为无知而好心办坏事，无知的人往往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愚昧又不谦卑的人特别令人反感。炎热的城市里，不歌颂谁谁谁，只是因为需要这样做而去做，若一直赞扬高尚，使这东西表现得很稀缺，会让人习惯性的认为作恶才是人间常态。所以加缪把他们的抗争尽量显得正常和默默无闻。
鼠疫本身就意味着别离和流放，让孩子遭受痛苦是我们最无能的时刻，法官的儿子注射血清后，痛苦的挣扎被刻画的十分生动，让人心生不忍和无能的愤怒，我们做出许多努力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孩子世界的童真，让他们不遭受这些痛苦。
加缪通过鼠疫这一遥远却又真实存在的疾病，引发了人们的深思，他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鼠疫成为了一种无可避免的厄运，你所需要的，并不是逃离，而是一种直面它的勇气。 加缪塑造了一种行动的伦理。塑造人自身的并不是道德的律令，而是自发地对于道德的虔敬。他在选择中与他者一同面临困境；而他们又在灾难中互相见证他们的勇气。这种行动，赋予了每个灵魂以尊严。
但愿鼠疫陷入永远的沉睡，不再苏醒。但愿我们能与有血有肉的亲人爱人共同面对，哪怕分离，心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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