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加缪的《鼠疫》（上）

细读加缪的巜鼠疫》（上）

文 /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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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鼠疫》的创作背景及故事梗概。

“加缪的‘三部荒诞之作’，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体系。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6）、剧本《正义者》（1950）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第一个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振聋发聩，能引起万众惊怖而猛醒的荒诞象征。同样，还缺少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巜鼠疫》故事发生在法属自治的阿尔及利亚，围绕一场席卷全城的鼠疫为中心，通过对身处其中不同立场人物的刻画，来呈现物质漩涡中，人本身的精神状况，从更普遍的概括中，讨论人存在的价值。这些角色身上，既有如医生里厄为工作服务群体自始至终的坚守，也有如朗贝尔一样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既有塔鲁一样无政府倾向的个人主义者，也有如神父一样知行合一的精神圣徒。从疫情前的平静安宁，到疫情开端时的混乱与恐惧，至疫情高峰时的死寂与麻木，以及疫情结束时的狂欢与虚无，整个故事线没有错综复杂的逻辑曲折，更像是一部写实的报告文学，但正如加缪所言“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通过构建自己的语言世界，通过设置这个世界中的标准，从而阐释自己的思想。

2

本书以丹尼尔•笛福一句话开篇，不容忽视加缪寄寓这本小说的意图：

“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

巜鼠疫》开篇这句话是说鼠疫发生在现代城市，作者表明是一场虚构事件，但却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或者说以虚构的小说来表现加缪的哲学思想，不过是一体两面？亦或，表明看不见的信仰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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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细读文本。

先是一座平凡城市里市民平庸生活的特写，一座昏睡中的毫无觉醒的城市——奥兰市，作者直戳这个星球上众多城市的平庸代表，表面轻讽的口吻，实际是抑压着的严肃的痛心力量：我们忙碌于商业和赚钱，缺乏时间和思考，司空见惯，渐渐枕在习惯的机器上安眠，以致鼠疫爆发，这座城市毫无应急预案和防备心理，市民的各种惊惶失措……

“我们得承认这座城市是丑陋的。它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怎么说才好呢？比如说，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或花园、绝对听不到飞鸟扇动翅膀和树叶沙沙声的城市——简言之，一个完全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这里四季的分别几乎只体现在天空里。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是空气里的春意，或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里叫喊的春天。

要熟悉一座城市，也许最简单的途径是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和死亡。在我们这座小城（人们会感到奇怪，是不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三者都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进行的，被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自然，他们也不回避生活里的简单乐趣如做爱、海水浴和看电影。只是他们非常明智地把这些消遣安排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到了傍晚，离开办公室后，他们一成不变地按时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年轻人的激情猛烈而短暂；年长者的爱好则很少脱离保龄球、宴会和“联谊会”，或一张牌落桌后大笔金钱易手的博彩俱乐部。

我认为无须详述我们这座城市的爱情。男男女女以他们所谓的‘爱的行为’迅速消费彼此，不然就安定下来过温和的婚姻生活。我们很难在两个极端之间发现折中。这一点，也称不上特别。不管在奥兰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因为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都只能彼此相爱而不加深思。

事实上，所有这些描述想传达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外表和生活的平庸。但是一旦形成习惯，在其中生活没有任何困难。既然习惯正是我们的城市所鼓励的，这也没什么不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它的生活并不让人特别振奋，但至少可以说平安无事。我们讲话坦诚，为人亲切，工作勤勉的市民也总能赢得来访者相应的尊重。没有树木，缺乏魅力，无精打采，奥兰市却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可从讲述这个故事的一般大众，推断出他们是伪历史学家，是毫无主见和思考能力的人云亦云者，由此窥见这座城市人物的扁平与平庸。

主人公里厄医生出场，是以一个严谨而坚持的形象出现的，送别久病的妻子出城疗养，由于工作繁忙疏于打理情感的亏欠与对方的试图原谅，欲说还休。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但他一直以来都很失职。她摇着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说得好！’她的双眼闪闪发光， ‘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她接着扭转过头，似乎在透过车窗看站台上匆匆忙忙的行人。火车头的咝咝声响起来。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别这样。’他低声说。眼泪背后，笑容又回来了，但略带几分紧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其实没有未来，这一行成永别，30岁的妻子在鼠疫结束时，在异地客死他乡。

里厄对记者朗贝尔说的话可窥见他的人格：“对那些有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用处的，所以我不会提供支持你的信息。”里厄医生与记者的对话，显示里厄的行为准则——拒绝和不公正及妥协的真相发生关系。相反，在官方压力下，作为陈述现实的记者却表示会有所保留和隐瞒，因而作出片面或不实报道。

鼠疫不幸发生在里厄那栋楼的守门人身上，门房是第一例鼠疫感染病症，奥兰小镇第一例死亡病例。 “守门人”在这里亦可具有象征意义，他的感染，象征鼠疫现在已悄无声息、鬼鬼祟祟攻入奥兰“城门”。

人们开始在老鼠身上发现疫情征兆：“夜晚散步者走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人感觉踩到了刚死还有弹性的小动物尸体。就好像我们的楼房扎根的大地本身长了疖子，在体内积满了脓血，现在终于排放出来了。我们这座小城，原先多么平静，瞧一瞧就知道，它现在有多么惊愕，几天工夫就闹得天翻地覆，如同一个原本健康的人，黏稠的血液循环突然紊乱起来！”

里昂医生接到约瑟夫•格朗的电话，一位市政职员，他称邻居科塔尔上吊自杀未遂，要医生去瞧瞧。

“门房之死，前期的惊异逐渐转化为惊慌失措了。正是从这一刻起，恐惧，以及恐惧带来的思考，便开始大行其道。” 这段话呼应开篇市民庸碌生活不善思考的状态。很多时候，正是恐惧迫使人思考。恐惧作为基本情感体验，是影响个人或者群体行为作出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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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由里厄医生撰写，引用了旅行人士及社会活动家让·塔鲁的许多笔记记录，这位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偏爱记录琐事细节，正好弥补官方和史实偏好记载重大事件的缺漏。

首先，塔鲁记录在这座城市的有趣现象，他观察一位老人飞撒纸片，吸引小猫过来啐痰，折磨小猫的乐趣，显然他为这座城市奇特人性的复杂着迷。一天，小猫不见了（正是鼠疫的征兆），不过，老人还是吐了一口痰，吐向虚空。人们总是在寻找可寄托、可依靠的事物，怎料，生命是孤独的个体，若说能寄托、能依靠的，那便只有人生命自身了，又何曾想到这也是虚无。

然而，人是生产意义的动物，活着就不免觅寻意义，其实生活本身就是意义，不管是平淡琐碎无聊，亦或不痛不痒、小有起伏或大灾大难的动荡，人所经历的一切，有时如此荒诞和偶然，它们作用于人时，甚至不管当时有没有意识，都自显其意义。或者说，意义产生于人与环境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当然我这么说是肯定人生，肯定人性，区别于它物，在任何时候，准备承受苦难和虚无……这无关逻辑，只是一个或许必要的信念……

塔鲁也有些奇怪的私人嗜好，比如他提出问题：“怎么办才能避免浪费时间呢？答案：在时间的长河中体验。方法：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星期天在自家阳台上待上一下午；听一场讲自己不懂的语言的讲座；选择路程最长、最不便利的线路乘火车旅行…” ，注意这个词 “体验”，生命在时间之中，这个体验、追求和认识，或许是他选择的生活信仰。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找到内心的安宁。

同行里夏尔医生打来电话，“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四十八小时，另一个也才三天工夫。”

另一位老医生卡斯泰尔讽刺稳心而不实的政府不透明公告。 这不可能，众所周知，瘟疫已然从西方灭绝了！人们总是乐观又健忘，不防备灾祸的突然降临。所以“他们继续经营，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能想到鼠疫要毁掉他们的前程，打消他们的出行和辩论呢？他们自以为自主自由……”

里厄大夫静默着凭窗而眺。窗外春意盎然。窗内，“鼠疫”这个词还像烟雾在室内缭绕不休，这个词不仅具有科学所赋予的恐怖含义，历史以来，还拥有一幅幅长长排列的受难图景：

“如雅典闹瘟疫时飞鸟绝迹；中国的城市到处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将浑身流脓血的尸体叠摞在坑里；普罗旺斯地区筑起高墙，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飙；雅法及其令人憎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地面上放置着潮湿腐烂的床铺，用钩子将病人一个一个拖走；黑死病（即鼠疫）肆虐时期，医生都戴着口罩，仿佛戴着面具参加狂欢节；米兰活着的人在墓地里交欢；在惊恐万状的伦敦，车水马龙，都载着死尸，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到处都回荡着持续不断的号叫……”

蔓延的想象，挟持理性从窗外飞回到内心，里厄大夫心里紧了一下。

这一段里厄凭窗眺望的心理活动描写令人拍案。从里厄眼中与恐怖对立的平静如常的环境起笔，随着里厄想象认知中的苦难景象蔓延，再由里厄的理性把这种想象戛然而止。我们完全可以跟着作者的文字去体会当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在我面前铺开时，会经历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每一天激烈的历史洪流都伴随着地球无动于衷的旋转。

市政府职员，格朗的“苦行僧”形象刻画也非常精彩，他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品行端正，又不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这样的解读未免流俗，格朗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高于现实的那么一点点理想，因讷于言辞和生活的困顿让爱人让娜误会而离开了他，于是他决心偷偷要写作一本书弥补表达……

格朗的离散的婚姻，像极了大多数现代婚姻，令人唏嘘：

“工作一累，他回家就随随便便了，越来越沉默寡言，没有支持他年轻的妻子维系他还爱她的念头。一个工作忙碌的男人，家境贫苦，前程逐渐渺茫，坐在晚饭桌边一句话没有，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就没有激情欲火的位置。也许，让娜内心已经苦不堪言，然而，她还是留下来：人有时会长期忍受痛苦而不觉得。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后来，她走了，当然不是独自一人走的。‘当初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累了……我也不是高高兴兴离开的，但是，不见得非需要幸福才重新开始。’让娜给他写了信，内容大致如此。随后，就轮到格朗痛苦了。格朗还一直思念让娜。他很想做的事，就是给雅娜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然而，下笔很难，’他说道，‘我想了很久了。只要还相爱，我们不说话相互也理解。可是，人并不总相爱。’”

连一个普通公务员都如此真诚善良的城市里，鼠疫不该来危害如此淳朴的居民吧！但事与愿违，一种事实理性判断与情感不愿接受的反差，也就是所谓“荒诞”之一吧！

高烧症天天飞跃，第四天死亡病人三十二例。当局宣布在一家幼儿园里开设附属医院。

在里厄争取下，在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暂时确定“鼠疫”名称的合法性，非科学的滞后证实，由省长代表省政府至上而下，以铺展卫生防御隔离工作。

政府一味采取安民政策，担心引起全民恐慌，但于现实的危急处理不利，应即时牵头发布具体的预防阻离措施，从组织落实到个人的行为，但是， “会议后第二天，高烧病症又跨进一步，甚至见报了，但只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似的报道一下。” 因为人不乐意相信自己可能是灾难、疾病和命运的被迫承受者，更愿趋向光明的逃避，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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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府终于给殖民地省长发布电文：“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加缪采用了广角视角，让灾祸、行动与生活同行，各在轨道上运行，其实又搅和一起哪能分开，生活就是这一锅杂绊，每个人在其中，平时感觉自由散漫，重大灾难才意识到这种丝丝缕缕的联系。只要人还在，生活本身就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修复能力，人类由此生息繁衍、生生不息……

格朗向里厄讲起案犯科塔尔自杀未遂，“这是一位矮小的吃年金者，边缘人物，因有案底随时可能被捕而过度紧张，曾上吊自杀，被格朗救下。鼠疫爆发封城后他如鱼得水，因走私而阔绰，还想帮助记者朗贝尔私自出城。疫期结束后，他有令人大跌眼镜的结局。”

作为医生，里厄十分清楚鼠疫对全城人的威胁，灾难与责任的沉重感让他在街上，在孩子的天真无邪面前，突然感到恐惧与爱的冲撞，大夫已无法直视孩子清澈的眼睛了。与科塔尔的畏罪躲避，巴不得地震来袭城市使之夷为平地，掩盖他的罪恶成对照。

因鼠疫宣布全城封闭后，市民如流落在一座荒岛，各种流亡心理不觉而生：

“所有人落入同样境地，必须同舟共济。将一些没有思想准备的人置于突然分离的境况。跟心爱的人离别这样一种个人的情感，突然变成了全体民众的情感，并同恐惧的心理一起，变成了这种长期流亡生活的主要痛苦。这场疫病的突然入侵，可以说头一个后果，就是迫使我们的同胞今后所作所为，再也不带个人情感了。

禁止通信，以免疫病传染，只许严控的电报，由智慧、感情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迹象。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了。”

我们发现，危情之下，繁茂的词语浓缩到只剩枝干，就如同生活本身的极简要义。而格朗那本致前妻让娜的书，最后去除了所有形容词，也是对生活的老实敞开。

鼠疫一流行，市民都空闲下来，只能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打转，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沮丧的回忆里，因为他们漫无目的，鼠疫带来流放感。甚至在公共场合，也不再推算他们离别的时间了。因为确定疫病流行不会超过六个月，这并没有什么根据，也许要拖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訇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

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我们只在回忆与想象的空间，重新开动火车，让顽固保持沉默的门铃每小时都重复鸣响。

“在旅行中意外遭遇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中的人，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他们固然同所有人一样，为拖长的时间而惶惶不安，但同时还牵挂着空间，他们落难在疫区，要眺望遥远的家乡，就不断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墙。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城中游荡的人，无疑正是他们：那是他们在默默呼唤唯独他们才熟悉的黄昏，以及他们家乡的清晨。于是，燕子的飞翔、暮晚的露水，或者太阳时而遗忘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光线，诸如此类的难以捉摸的征象、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都在供养着他们的思乡病。这个总能为人解困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眼不看，固执地耽于他们那些过分逼真的幻景，竭尽全力追寻一片故土的景象：某种形态的光束、两三座山峦、钟爱的树木和女子的面容，凡此种种所构成的一种环境，在他们看来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鼠疫后，人们的心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淡漠、消沉和沉默的呢？而意志消沉时，情绪便容易扰受扰，忘记了自身主人公的地位，成为身在局中的局外人。

“从这一刻起，他们显然听任变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也就是说，他们无论伤心痛苦还是心存希望，都没有来由了。处于这种极度孤寂的境地，最终谁也不指望邻居来相助，每人都独守自己的忧虑。我们当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或者谈一谈自己的感受，那么对方无论如何回应，大多时候总要伤害他。于是他发觉对方和他所讲的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表达的，确是他多日思虑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传递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长时间炖出来的。对方则相反，想象这是一种常见的激情、市场上叫卖的痛苦、系列化的忧伤。对方不管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应答的话总是显得虚假，这样的交谈还是放弃为好。或者，至少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应该如此，而其他人，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灵语言，他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纳市场的语言，说话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谈。在这方面，切肤之痛往往也同样用谈话中的陈词滥调来表达了。”

“在全城居民遭难之际，那些沉浸在爱河中的人儿，他们倒是受到了爱情的自私心理的保护，这样一来，他们就给瘟疫的核心地点带来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分心，譬如说，他们当中如有人被疫病夺走性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完生命的历程。他在心里长时间跟一个幻影交谈，从这种谈话中抽出身来，也没有过渡，就直接投入大地的极厚重的沉寂中。任何感受他都来不及体验了。”

“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种方式。”

当局者迷。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的，灾难来临，感性的亲情友情爱情就越被激发出来。这几段全是人在绝望中都会展现的想法，太真切了，一个一个在自己的过往中画地为牢。以上几段，实际上是作者发现了‘曾在’ （过去的我）与‘存在者’（当下的我）的不能重合于主体（当事者）的分裂现象，我们被撕碎了！

灾难总会引爆人性，将从对外的探索转为对内的审视，甚至会将人置于两难的境地，让人无法抉择，却又不得不去抉择。对外界，奥兰城贸易全面瘫换，市民沉缅于个人悲痛的指责或悲痛后的麻木之中。

记者朗贝尔想逃离奥兰城，请求里厄大夫开具健康证明，里厄大夫拒绝了，因为他无法证明朗贝尔在接下来的逃离途中不染疾。

朗贝尔认为“这实在愚蠢，我不是为了写报道才生在世上的。我生在这世上，也许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难道这不合情合理吗？您要说公共服务了。然而，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里厄则说，不管怎样，这听起来倒合乎情理。朗贝尔指责里厄，有他的道理吗？“您生活在抽象概念中。” 但是，在里厄的医院里，鼠疫的胃口倍增，平均每周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而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概念吗？

对于朗贝尔而言，英雄主义并不比个人主义高级，他只为所爱之人活着。然而这对于里厄来说就未免有些太过个人理想主义了，但里厄没有指责。从某方面说，个人选择有其正当性，加缪很清楚这点，所以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也“任性”得让人喜欢。

不仅体力透支，里厄工作上还受心理煎熬：“病人被确症为鼠疫后，必须打电话让救护车拉走隔离。于是，家属就开始了抗争，哭天抹泪，劝说，总之进入抽象环节。这些人家因高烧和焦虑而成为火药库，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最终病人还是被拉走。里厄这才可以离去。”

“天天晚上如此，母亲面对子女腹部呈现的所有致命的鼠疫症状，无不失魂落魄，大声呼号；天天晚上如此，多少手臂揪住里厄的胳臂，徒费多少唇舌，接连许诺，接连哭泣；天天晚上如此，救护车的叮当铃声引起歇斯底里的发作，而这种发作跟所有痛苦一样，全都于事无补。天天晚上总这样千篇一律，经过这段长时间的出诊之后，里厄也不抱任何期望了，只能面对长长的一连串无休无止地更新的相同场景。不错，鼠疫，作为抽象概念，实在单调得很。发生变化的也许只有一件事物，那就是里厄本身。里厄方始憬悟，他无须再抵御怜悯之心了。当怜悯成为无用之物时，大家就都鄙弃了。大夫在这些疲惫不堪的日子里，在这颗慢慢封闭的心灵的感受中，找到了唯一的安慰。要同抽象概念做斗争，就必须有几分样子。但是，这怎么可能触动朗贝尔呢？对朗贝尔而言，抽象概念就是一切与他的幸福相对立的东西。里厄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记者并没有错。但是他同样知道，抽象概念有时比幸福更为强势，在这种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就一定得予以重视。里厄就是这样，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关注着每个人的幸福与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间沉闷的斗争，而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

里厄对鼠疫从困惑、痛苦到疲累 “冷漠”的心理，有时候我过于苛求，殊不知这是他们见惯生死后开启的一种情感保护机制。其实，大夫对于“鼠疫”这个抽象概念的认知，已经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因为他意识到，只有理性，才能帮助他彻底了解鼠疫并阻止其蔓延。我们知道，加缪的理念之一就是：人在处于“荒诞”中时，唯有反抗才是唯一出路。从抽想到现实，也是人们逐渐面对，逐渐醒悟的过程，人的生命中，与荒谬、不合理的事物作斗争，这也是人之为人存在的道理。

鼠疫带来的压抑，在里厄身上、在格朗身上、在每一位行人身上，在每一次短促尖锐的市声里……

在街上，格朗与里厄遇见一个疯子，格朗紧张得发抖。“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城墙里就只有疯子了。”里厄说道。他身心疲惫，觉得嗓子眼儿发干。格朗要了一杯烧酒，以从未有的海量，一饮而尽，里厄恍惚觉得夜色中充斥着哀吟。在路灯上方，漆黑天空的某处，隐隐有呼啸之声，让他想起那无形的灾难正持续搅动着暑热的空气。”

格朗的出书希望和梦想，会在鼠疫的严酷前消磨怠尽吗？格朗是自我要求严格的写作者，他能挨过鼠疫过后修改完稿子吗？也或许，这个信念让他得救？它像鼠疫城里唯一放飞的一只风筝了。我们读到这里想哭，格朗明明大半生都生活在没有前途的日子里，但他却在这个令所有人都绝望的非常时期，那么地充满希望。格朗是具幻想艺术气质的人，与前面几位务实沉稳的伙伴不太相同，加缪写出了他穿梭在幻想与现实生活的窘迫和可爱，他那永远在涂抹修改的书里的第一句， “枣红色的骏马，夜色下，温柔的骑士夜奔，”这么美丽而狂飙的字句，或是他被击碎后的生活的重建，他失败生活寄予的理想吧！

“里厄也倾听城中一种隐隐的喧声，那似乎在回应鼠疫的呼啸。此时此刻，他的感官异常灵敏，能捕捉到在他脚下延展的这座城市的动静，城池所形成的封闭世界的动静，及其在夜间压抑的凄惨的哀号。格朗念手稿的低沉声音传到耳畔：‘五月一个明媚的清晨，一位曼妙多姿的女骑士，座下一匹英俊的阿勒桑牝马，奔驰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花径上’，随即再次静寂了，静寂中又传来受难的城市模糊不清的声响。”

记者朗贝尔请求逃出鼠疫城受阻，遇见形形色色的官方人员脸谱图：他们相互推脱，并且用繁琐的操作流程来逼退前来办事的人员，真实反应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他们可分为形式主义类，能说会道类，有权有势类，浅薄轻言类，按部就班类，忙忙碌碌类，墨守成规类……各个时代，他们的面目，总是那么似曾相识。

在鼠疫横行的奥兰市，记者朗贝尔身体被囚禁此地，但身份得不到当地官方认可，被悬置起来，又回不去他爱的巴黎，他成为身份不明人物，被抛在了边缘地带。巴黎，是家和爱的象征。这里，加缪具体描写了一个身份尴尬及为鼠疫影响的游魂，游荡街头，失魂落魄的无力、中空和虚无感，一寸寸失去希望，连挣扎都毫无理由，似乎只等绝望心灰意冷收割进它的篮子……他的角色设定，从一个置身事外者、徘徊者到局中人和参与者，这个转换是艰难的，历经内心挣扎的，也很有典型的说服力吧，朗贝尔这个人物设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观看视角，可以更中立客观，跳脱于奥兰市市民单一的视点，而丰富文本。

“朗贝尔也时而到火车站长时间逗留。站台入口封死了，有时天气太火热，那里就成了一群乞丐落脚的地方。朗贝尔走过去，辨读旧的列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以及列车警方的规定。看罢，他就到一个角落坐下。大厅里昏暗。墙壁上张贴的几份广告，宣传到邦多勒和戛纳能过上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朗贝尔在此接触到了一种在极度贫乏中能找到的可怕自由。在这种时候，他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巴黎的景象。古老建筑的石墙和一处水景、王宫的鸽子、火车北站、先贤祠一带行人稀少的街区，以及他当初深爱而不自知的一座城市的其他几个地方，现在总是萦绕在朗贝尔的心头，妨碍他去干任何具体的事情。里厄认为，朗贝尔将巴黎的这些景象等同了他爱人的形象。”

“在极度贫乏中能找到的可怕自由”，当人的精神世界趋于真空的时候，那样的身心自由真是可怕！而在绝境中，美好的回忆，一面对将来是坚持下去的希望，一面对现状是残忍的反向对比，曾经得到而现今又失去的，回想起一丝一缕(包括不曾珍视的部分）也许都会将人拉入苦痛境地。

城市在鼠疫和暑热的双重压力缓缓死去： “有些住宅里传出了呻吟声。预警惕厉这么长时间之后，人心似乎变硬了，在生活中，走路时，听见旁边有呻吟声，无不当作人类的自然言语。”

“各家报纸刊登政府重申禁止出城的法令，并威胁违令者要受牢狱之苦。多支巡逻队全城巡视。另外可从塔鲁的记录细节看到：广播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是每天死亡的人数，因为一百三十要小于九百一十。”

塔鲁也提到瘟疫时催人泪下或惊心动魄的场景。人们打开一扇窗户，嗷嗷大叫两声，随后又放下百叶窗，关住房间里的浓重黑暗。据说防止感染鼠疫的口含薄荷片，药店已经脱销了。折磨猫的老人窗户固执地紧闭着，将一种很好理解的忧伤关在里面。老守夜人说：“嗳！真要是地震倒好了！剧烈震动那么一下，就再也没人谈论了……只是清点一下遇难者、幸存者，也就完事大吉了。可是，这种传染病也太歹毒啦！即使身体没有感染上的人，也有了心病。” 游客避而不来本市。这场鼠疫毁了旅游业。那位老哮喘病患者倒无视时日，悠悠说：“一块表，又贵，又是个蠢物。”他仍然一锅一锅慢吞吞倒腾豆子，以标志一天时间的划分。

6

疫城市民生活情形大致如下：

“一早，报贩上车散布到全城，高举着印有醒目大字‘鼠疫’的各家报纸。《鼠疫信使报》创刊了，过不了多久，这家报纸就仅限于刊登广告，宣传新制的预防鼠疫的特效药了。车上的景象很奇特，所有人都背对背，以免相互传染。车一到站，大批男人和女人便一拥而下，急急忙忙走开，离群独自活动。只因情绪恶劣，吵架频频发生，也变成了一种慢性病。青年男女在主要大街上招摇过市，让人感到在大灾大难当中，他们身上滋长起来的那种及时行乐的欲望。饭馆人满为患，只因饭馆大大简化了食物定量供应，卫生却堪忧，喝酒就点高档酒，开始挥金如土了。下午所有人都出门，来到街上，说说话来消愁解闷，相互斗嘴，或者彼此垂涎，由喧嚣又逐渐转入烦躁不安的夜晚。白天满面的愁容，到了尘土飞扬的灼热黄昏，就化为失控的冲动和张狂的放荡，这种狂热席卷了全城市民。这次变故给了他们及时行乐的理由。”

过于苦难，人们不能承受时，就会疑心上帝的存在。墓前纵欲式的逃避早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人的欢喜，明明知道已经是一条不归之途却又贪恋那片刻的激情与爱欲，甚至标榜这是“向死而生”的涅槃。

里厄与塔鲁追寻的不是人类命运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是从社会与真理中挖掘自己。在一片放纵的颓废背后，我们依稀听见他俩关于信仰与苦难的对话：

里厄说：“世界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那么人不相信上帝，不抬头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不错，”塔鲁表示赞同，“我可以理解。但是，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的脸色似乎阴沉下来。“永远是暂时的，这我知道。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成其为理由。但是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

“是啊，”里厄接口道，“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定睛看了大夫片刻，然后问：“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回答冲口而出：“是苦难。”

疫城行将死亡的阴影如此压抑，两位同伴握手战斗，增添了一线希望和力量。里厄反过来问塔鲁，“那么，您管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道德观？”“理解。”

里厄与塔鲁在鼠疫面前，在最高信仰方面不谋而合，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狭隘，把群体共同体利益置己之上。塔鲁踊跃组建卫生防疫队。面对危难，里厄和塔鲁志同道合了。

塔鲁是反对杀人的社会活动家，他宁愿相信：“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人无知只有程度之分，这就是所谓的美德与恶行了。最可恨的恶行就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自以为无所不知，因而自赋权力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蒙昧的，而没有真知灼见，明察秋毫，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我们在这里隐约看出，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

医生里厄、老医生卡斯泰尔、社会活动家和旅行者塔鲁、行政人员格朗都是非常务实、沉稳、实事求是的人生和工作态度。这一批人都是做着顺理成章的事，加缪并不认为需要被过分赞扬。加缪一再表明了这本书的风格，对小人物、真理的实事求是的陈述，绝不夸饰：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格朗之类的人），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

因为普遍性的词汇概念并不一定适合个体，个体的真理是活出来的，经常被宏大叙述淹没了！真正的伟大都是渺小的，是低到尘埃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平凡中每一个执着，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理所应当。然而世人记住的大多是那些高呼口号的英雄们。

还需要对朗贝尔这类人的重新认识：“像朗贝尔这样最后一些人，为找回自己的幸福，为在这场自身保卫战中能从鼠疫的魔爪下安然脱身，他们长时间做了怎样绝望而又单调的努力。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抵御威胁他们的奴役。这种方式自有其意义，即使在其自负和矛盾中也证实了在危难时刻我们每人心中的那份自豪感。” 即反抗！我们再次看到加缪为个体存在的反抗精神辩护。

科塔尔畏罪自杀未遂，警方因鼠疫而松动了追查，他现在倒卖起紧缺物资发起鼠疫财来了。

朗贝尔通过科塔尔认识的走私团伙，花一万法郎，买通守岗士兵，准备逃离疫城。出城可能被枪杀，塔鲁劝他留在自己组建的卫生服务队，朗贝尔经历了内心复杂的心理交战。街区核查户口，实施二十四小时封锁。组织出城的贡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未能通过路障。记者朗贝尔第一次出城计划失败。

朗贝尔指责人为理念，为英雄主义而活，他认为这是背离了爱和情感的错误。他宁愿为爱情而活。里厄告诉他与英雄主义无关，自己是为诚挚而活，而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记者朗贝尔、社会活动家塔鲁和医生里厄有如下的一场对话。朗贝尔说道：

“喏，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说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能。”

“果然。您能为一种理念而死，这一眼就看得出来。而我呢，已经厌倦了为理念而死的人。我不相信英雄主义，知道那很容易做到，也了解死了很多人。我所感兴趣的是，人要为自己所爱而活着，而死去。”

里厄专心听完记者的这番话，他目不转睛，看着朗贝尔，语气和蔼地说道：

“人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记者跳下床，激动得满脸通红。

“这是一种理念，而且从背离爱的时候起，就成为一种短视的理念了。恰恰如此，我们再也不能爱了。”

里厄站起身，脸上突然显露倦怠的神色。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有理，而我无论如何，也绝不会让您背离您要做的事情，觉得这是正确的，是好事。然而，我还是应该告诉您：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

“诚挚是指什么呢？”朗贝尔问道，表情也忽然变严肃了。

“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哼！”朗贝尔恨恨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本职工作。我选择爱情，也许确实走错了路。”

里厄正面看着他。

“不，”里厄有力地说道，“您没有走错路。”

正如书友评论：

“《鼠疫》中的多个正面人物，比如朗贝尔、塔鲁、里厄、帕纳尔神父，他们性格、理念都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在为真实的自我而作出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存在，来自人内心的所思所想。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生定义，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无论别人怎么看，无论世俗怎么定义，个体的意义只与个体的自身设置有关。朗贝尔后来的转变，以及里厄与塔鲁对于朗贝尔的态度，非常清晰的展现了这种观点。当定位为局外人时，朗贝尔就一心要离开这座城市，回到爱人身旁，这与道德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也正是如此，里厄与塔鲁能深切理解与同情朗贝尔，既无道德制高点的谴责，也无说教式的劝说。当转变自己的想法为局内人之时，朗贝尔又不顾生与死的投入到救助中去，这也不是什么人性的伟大，而是自我定义的改变。里厄与塔鲁，也同样拥有着这样的价值观，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他们人生定义的集中体现，而非任何一时的功利性冲动。加缪的笔触，显然旨在在弱化那些美好词汇，对于人性的赞美，同样也在弱化那些消极词汇，对于邪恶的批判。人的价值在于人本身，比起毫无思想可言的行尸走肉，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行善或者作恶的评判，而是人能否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自己的标准去实践，去存在。”（待续）

201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