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们”还是“同志们”

《亮剑》《集结号》等影视作品中，李云龙、谷子地等，每每“弟兄们”、“弟兄们”地招呼战士们，高腔而又高调，那派头很霸气，很酷！

这样的称呼很时髦，很有反传统的杀伤力，很能获取同样不喜传统而追求新奇的观众的青睐，因而很能收取不错的票房。但这是与史实严重不符的。这样的处理方法，已经不是妥与不妥的问题，而是穿帮，是硬伤了。

作为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言语标签的。什么是言语标签？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说什么身份的话。比如老舍的《茶馆》、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等等，人物一出场，什么旁白也不用，只是张口一句台词，他是个怎样的角色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这便是言语标签的作用。

不用这个标签倒也没啥，大不了使作品的艺术水准黯然失色，但若用错这个标签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大错而特错了。打个比方，如果影视中的奉军，没有“妈了巴子”的标签，顶多使作品失去些许生动的特色，而若张口闭口“丢他妈”，你认为那还是奉军吗？

这个道理，对于一般的观众，都好懂，因而导演也不敢这么忽悠，那为什么他们就敢让李云龙谷子地口口声声“弟兄”“弟兄”的忽悠呢？问题出就出在好多人对历史上中共军队的言语标签是什么没搞懂。

战争时期的中共军队中，“同志”，是其区别于所有别的军队的最典型最鲜明的言语标签，没有了这样的标签，也就没有了中共军队的特色，而若再使用当年极力摒弃的“弟兄”的标签，那自然也就是严重的失实了。

有人可能会说，一个称呼，有那么严重吗？今天我军很多连长营长不也常模仿着李云龙这么喊的吗？我的回答是，有那么严重。今天可以这么喊，不代表以前可以这么喊，今天的言语环境已经远远不是战争年代我军内部的言语环境了。

首先，喊不喊同志，在中共军队中不是无所谓，而是有所谓，大有所谓。

早先，“同志”二字，并不唯共产党军队所独用，在国军的正式讲稿与文牍中，“同志”二字出现的频率也是很高的，但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高频率地使用这两个字，却唯共党共军所独有。

在当年的中共军队内部，称“同志”，是区别于旧的军队的表现，是左的象征，是敢于叛逆的勇气，是人们努力追求的时髦，因而便形成与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语心理，被高调地大用特用，乃至形成鲜明特色。而“弟兄”一称，因为在国军和旧的军阀军队中盛行，在当时是被视为落伍的、陈腐的称呼，因而被避而远之，加之那时人们普遍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于是便象避瘟神一般地弃之不用。

战争年代称呼“同志”，和全国山河一片红时的五六七十年代又有不同，不是随便对一个陌生人问路都可以喊的，那时的“同志”就是党内党外公认的中共的专用符号，什么人能喊、必须喊，什么人不能喊，对任何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有一把尺子的。在一份署名曹壮父的于1928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在介绍黄安地区红军情况时，有这样的文字，“他们都把党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为非同志，如果发觉自己为非同志，即十分懊丧，因此对他们的称谓一定要呼‘同志’，”1946年3月5日，出狱第二天的叶挺给中共中央发电申请入党，党中央毛泽东在给叶的回电中，对于是称叶挺将军还是称叶挺同志，斟酌再三，反复修改，最终以“亲爱的叶挺同志”落笔。所有这些，都再好不过的说明了当年“同志”一称的有所谓、大有所谓。

在一些老电影中，有关同志一称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两个字的分量。比如《独立大队》中的草莽英雄马龙，就因为刘司令员来信中一句“马龙同志”，便令其感叹“刘司令没把我当外人”，从此跟定共产党，并在其后的台词中，故意显摆地反复使用“刘司令同志”这样夸张且不太合语法的称呼，就同样说明了中共军队中同志二字的标签意味。再比如《红色的种子》中，当与新四军做过买卖的商人钱福昌第一次见到准备派往敌占区的华小凤时，刚刚张口称呼一句“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华小凤打断：“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这一方面说明了“同志”二字不是那么随便喊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群众心目中，“同志”所赋予的共军独具的标签意味。

在民国时期，没有哪支军队能象中共军队这样具有那么鲜明的政治特色了。在当时，一个人，不管他参军前是土匪还是洋学生，是扛活的要饭的还是富家公子，只要加入中共军队，他就要接受熔炉般连续不断的强化灌输，用今天贬一点的说法，就是强行的政治洗脑，就是强迫性地换舌头。在这样的强化政治训练下，他的包括称呼在内的用语习惯，也就会很快形成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不论对于敌、我、友，都是判定其是否共军一个很重要的言语识别方式。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就有以被审讯者是否在下意识中使用“同志”这样称呼作为判定其是否“共产匪”的教条。同样是老电影的《英雄虎胆》，其中有一个细节，说的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侦察科长在审问一个冒充我军侦察员的敌匪时，就因为该敌下意识的一句“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的都一个样”，从而断定其不可能是我军人员。这是很真实的。因为如果真的是我军人员，特别是只有老兵才能充当的侦察员的话，刻意想冒充共军的他的嘴里是绝对不会说出这“弟兄”二字的。

其次，在中共军队中用“弟兄”替代“同志”，不是没问题，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

也许有的人会说，称呼一声“弟兄”也要上纲上线吗？没错。在当年，这极有可能会上钢上线。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参加了共军，你用什么言语来说话，还不仅仅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这么做的问题，这是考察你政治立场的一条重要标准。

中共军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连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风。这种整风，在中共军队的发展史上是比打仗都重要的事，即是在敌后严酷的游击状态，什么都可以耽误，而整风绝对不能耽误。比如被影视翻拍了无数遍的抗战时期坚持冀中敌后的九分区武工队，在斗争那么残酷、那么需要在敌后坚持的情况下，需要整风时，也要脱离战斗岗位去参加整风；还有比九分区更艰苦的十分区联合县，即使在干部奇缺、又急需补充坚持敌后的情况下，因为整风的需要，却仍要抽调干部去参加整风。由此可见其对纯洁干部思想作风的无比重视。除了这一类较大的整风，还有许多小的整风，隔三差五的支部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那也是整风，是整风的小规模化、基层化。整风整什么，整每个人的言行中有没有军阀残余观念，整有没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整有没有与中共军队言行不符的作风。大到正规场合的发言表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骚，甚至吃饭穿衣说梦话，都在整肃之列，而且是职级越高的人整的越厉害，整的越频繁。整风怎么整，批评与自我批评。九分区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也就是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就是因为在远离根据地坚持敌后时自作主张为每个队员购买了一条毛巾这么一件小事儿，而又在自我批评时没有主动检讨，因而受到组织的批评与斗争，也就因此而被调离武工队的。

在今天，既使在中共体制内部，象老毕那样在聚会时辱骂领袖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可在三四十年代，甚至一直到七十年代以前，谁敢？在锄奸、反特乃至肃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的红军、八路军中，谁敢？在当时，因为一句话说的不注意而被同吃一锅饭同住一张床的身边人检举揭发，因而受到大会小会批评帮助是经常的事，因此遭下课乃至更严重处分的事也并不罕见。在这样的气候下，即使你一百个不愿意喊“同志”，你也要随着大家猛喊大喊，即使你特别地想学着国军那样喊一声“弟兄”过过瘾，你也得把它噎回去。要是谁敢象李云龙那样，别说张口闭口“弟兄们”，就是他不小心喊那么一声，那么这一段时期的支部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上，他这声“弟兄们“可能就会成为全体同志的靶子，那么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会小会地认识、反省、检讨、再认识，直到彻底改正。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权，一边呆着去。四方面军最能打的一个军长余天云，就不尿这一套，那怎样？对不起，别说军长了，连长都没你的份，被一撸到底，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自杀身亡。宁都起义后，二号三号人物董振堂赵博生能够得到重用而一号人物季振同反遭罢黜，固然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挖掘，但季没能像董赵表现的那么左而在言辞举止中处处表现的军阀习气，不能不说是他被怀疑乃至被肃杀的一个原因。在中共这支特别讲政治的军队里，在肃反的阴影严重笼罩的三四十年代，像李云龙那样刻意表现自己的军阀作风又高调叫喊“弟兄们”的，也就只能存在于新潮编导们的意淫中而已。

就如同街边女郎的服装发型需要变来变去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一样，影视圈的亮点也被经常的颠倒轮回从而不断刺激观众的味蕾。当年作为陈腐代名词而遭摒弃的“弟兄”，如今就在《亮剑》《集结号》的领导下翻身变成了时髦，从而成为某些文化人赚取票房的卖点。但也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无知少女穿着从洋垃圾中捡来的妓女服装招遥过市还自以为得意一样，影视圈玩弄的所谓新花样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东西，有些可能就是从垃圾堆里重新捡回来的，只是许多观众分不清楚而已。

不管编导演们如何为了票房而罔顾史实地追逐迎合不断变化着的时髦，历史却永远只有一个，而且是艮古不变的。战争年代中共军队的言语形态，也是如此，它是怎样的就一直是怎样的，不管谁喜欢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