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他人，是一种智慧。
一、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反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不宽容态度。
17岁时的胡适，曾经写文章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他认为这两部小说是迷信小说，应当被杀掉。但1年之后，也有一群同样的“卫道士”要“杀”掉主张“新思潮”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回想起这段往事，胡适说：“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是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失掉了容忍的度量。
胡适一生都奉行“自由主义”。不过，他晚年去康奈尔大学看望自己的老师时，却总结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宽容，被胡适看作处世的原则，看作立己的前提，甚至比自由都重要。
胡适一生，誉满天下，亦谤满天下。
说好的，说坏的，都到了极致。
胡适当然爱惜名誉，但是，他性格之中，似乎更能容忍“毁谤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社会要自由，就需要“容忍”。
于胡适而言，“容忍”表现了他追求自由的谦谦之风，也体现了他温文尔雅的为人之貌和处世之道。
“容忍”并非懦弱，而是人性的善良。
胡适一生交际广泛，待人坦荡、热情，与人为善。
二、真正的朋友
陈独秀与胡适两人是朋友，而且都属兔，不过陈独秀比胡适年长一轮。
胡适是比较单纯的文化人。陈独秀则有志于学术和仕途，他既是颇有心得的文字学家，又是老资格的革新之人。
陈独秀在留学日本时，因强剪别人辫子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他组织过激进社团、办过小报。
这本是两个性格、经历、兴趣、志向都不相同的人。他们能走到一起纯属偶然，最终能成为终生朋友也是一件很奇特的事。
关于“宽容”的话题，陈独秀和胡适曾发生过分歧。
1925年，陈独秀当时受着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支持，正谋划着所谓的宏伟事业。此时，胡适仍然温和保守，一心渴望调和南北，妥协避战。
那一年年底，国共烧毁《晨报》，胡适非常愤怒，当面斥责陈独秀不能容忍异己。这时，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已经完全分道扬镳。
不过，胡适依旧恪守“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的传统待友之道。
1932年，失意的陈独秀，被逮捕，并拟处极刑。胡适则鼓动北大教授，全力营救。当时的胡适，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活动，最终保全了好友的生命。
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得以提前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
南京武汉失陷，陈独秀流浪到重庆江津，生活窘迫。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远在彼岸，仍多次关心陈独秀的命运，并曾有心请其到美国研究讲学。
1942年，陈独秀在贫困中死去。
陈独秀一生孤傲，也是一个有傲骨的人，一个不怕死的人。谁能想到，生命的最后，给他最大的关怀的人，不是他当年的好友，而是一个思想上的敌人。
三、学会宽容
鲁迅在临死前，也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一个也不宽恕。”
同样的，胡适晚年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与鲁迅和周作人相识在北大，他们本来是朋友。然而，思想的不同，导致他们最后分道扬镳。
鲁迅当年骂胡适，人尽皆知，但胡适不反击，不回应。
在自己遭受了鲁迅尖锐的批评之后，胡适依然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赞誉有加。
鲁迅死后，作家苏雪林突然跳出来，以尖酸恶毒的文风，对鲁迅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胡适对这种行为颇不以为然，并公然宣称——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
鲁迅去世后，胡适同周作人亦保持友好关系。后来，周作人“滩了日本人的浑水”，胡适也顶住巨大压力，帮了周作人一把，使其免于一死。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
当时，胡适在内地已经被冠上了臭名。
周作人以文人的智慧，写出了他的怀念之情。
文字是隐讳的，苦心是深藏的。
直到今天，很多人在谈论胡适的时候，对其学问政见，谈论较多，对其做人待物的一面，谈论得很少。
显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胡适说过：“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这是一种什么胸襟呢？
胡适一生，对人宽容友爱，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杂役，他都谦和以待。很多人都以和他做朋友为荣，很乐意称呼他为“我的朋友胡适之”。
宽容，让胡适收获极大的美誉和众多的友谊。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最终也可以学会“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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