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个朝代对于宋辽金史如何编纂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对这样一个正统性叙事的寻找过程。这样一种历史编纂问题，本质上来说就是帝国的自我定位问题——帝国究竟是中原帝国本位或草原帝国本位的，抑或它应该是超越于诸构成要素之上的普遍帝国？伴随着答案向后者的逐渐偏移，“大一统”的意涵、儒家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于是才有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庞大中国。
更明确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这一模式的构建，非常典型地反映在安史之乱时代，安禄山大本营——范阳的地位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从唐后期真正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乃至于明清以及今日之北京。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13到14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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