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笔记（六）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若某人是一孝悌之人，却存心喜好犯上，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若其人不喜犯上，而喜欢悖逆作乱，这情况就更不会有了。真正的君子，总是致力于做人、行事的根本，一旦根本建立起来，道就自然由此而生。孝悌，或许就是践行仁道的根本吧？
众所周知，在孔子创建的儒学体系中，拥有两个最核心的支柱概念，第一个就是仁，第二个则为礼。相对而言，较之于礼，“仁”是处于更基本的地位上。何以知此？因为孔子在《八佾篇》中曾表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在他看来，礼与乐固然十分重要，但若缺少了“仁”，那么剩下的礼也好，乐也好，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生命，没有内容的形式。所以，就这方面来说，孔门之学，一言以蔽之，仁学而已。
问题是，人人都在说仁，人人都想学仁，那究竟何为仁呢？
这个问题，甚至还在孔子活着的时候，就很难回答了。当然，孔子弟子中也确实有人求教“何为仁”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场合，孔子面对不同弟子往往给出的是不同的回答。所以说，“何为仁”这问题自从提出之日起，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每个人随着学识、修养的增进，或许可以从不同侧面和方向，给出不同的思考。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是研读有子对“仁”的理解。
在这里，有子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他旗帜鲜明地认为：孝悌，是践行仁道的根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处“为仁”中的“为”字，应当作动词理解，即践行之意。
我们知道，儒家讲“仁”主要不是在概念和理论上讲，更是从行为实践上论述。也就是说，在儒家视角里，“仁”绝非太阳那样遥不可及，高悬于天，恰恰相反，“仁”就在人间，就在手旁，就在脚下，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儒家的“仁”学全身都沾满着人间的烟火，是完全可以实践，用行动去书写的一种东西。所以，相对于踏踏实实地“为仁”，孔子对于那些天花乱坠的“讲仁”行为大概是有所不满的，因为下一章他就说了这样的话：巧言令色，鲜矣仁。所以说，“仁”固然需要体会，但体会的目的重在“为”，在于践行仁道。否则，若只是空口谈仁，嘴上一套，手上一套，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这种家伙如何能称为君子呢？
既然“仁”重在实践，必然就有一个何处开始的问题。比如，我们要去完成一件事，总会考虑第一步做什么，下一步做什么等等。同样，“为仁”又从何处着手呢？
有子此处给出的答案是，从家庭内部关系着手。当然，就算是家庭关系，也有多种，有着特殊立场的有子，又从这多种家庭关系中，抽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两种家庭关系，一是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一是个人与兄长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孝悌”。
孝者，善事父母曰孝也，悌者，善事兄长曰悌也。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如何才能算是“善事”父母和兄长，但有子独独挑出这两种关系是有他的用意的。简而言之，他希望一个君子在“为仁””的过程中，能够将“仁”推而广之，贯穿“家国”，最终不但收获家庭内部的和谐，而且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自我价值的实现就这样消融在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之中，伴随着家庭、社会和谐的完成而完成。之所以这样说，或许是因为儒家对人之为人有一定的要求，一个人绝非动物那样单纯的生存在这世间，而是秉承着一定的道德责任生存在这世间。
仔细想想，当我们说一个人生存在“世间”的时候，尽管不同的人的“世间”有大有小，或复杂或简单，但归根结底，主要包含个人、家庭和社会这三块内容。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也主要是处理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其中，处理与自我的关系，若用西方的表达是“认识你自己”的问题，用儒家的词汇，这属于“自省吾身”的问题。而处理与家庭的关系，这在儒家是属于“亲亲”的领域，而处理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比如与君主的关系等等，这属于“尊尊”的领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构建的社会理想模型，其实是一个包含“自我-家庭-社会”，层次分明，不断扩展的一种生存空间。
但问题是，這個空間內部的關係如此複雜，某些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出現劇烈衝突以至“不能兩全”的境况，那麼，要實現這空間的整体穩定，我们應當如何做呢？
在有子所處的那個時代，他認為，這一切都要從培養一個人的孝悌之心做起，而孝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服从。若父母在，則服從父母，若父母亡，則视兄如父，服從兄長。所以，尽管“孝”与“悌”有不同的对象，但某種程度上，“悌”可視為“孝”在家庭內部的變形，是另一種的“孝”。
将“孝”放在伦理实践的基础，这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是可以维稳，可以一层一层建构社会金字塔。既然一縣之長被宣传为一縣之民的父母，一郡之守被宣传为一郡之民的父母，一國之君被视为一國之民的父母，那么对这些“上位”之人的服从，也是“孝”的另一种变形。当然，这种孝，我们往往称之为“忠”。
有子论证说，倘若每个人在家能服从父母和兄长，在社会上能服从君上，那么就不会出现犯上作乱这种悖逆的事，整个社会就会秩序分明，不会坍塌。
或许在有子看来，他的论证有着不言自明的“天然”情感支撑。一般说来，父母总是天生爱子女的，很少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受苦受累痛不欲生，同样，长官或君主也都希望自己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怡老送终。所以，不管同意不同意，至少在“理论”中“孝悌，为仁之本”，或者“以孝治天下”是可以成立的，哪怕只是成立于理论中。
很可能自汉武帝大尊儒术之后，这种对孝道的推崇备至就在国家层面，成为最重要的思想及政治教育。当然，以孝治天下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孝子另当别论，但通过对孝（忠）之道的大力诠释和强制规范，培养出“顺民”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在那样一种伦理社会中，一个人一旦戴上了不孝不忠的罪名，那等同于丧失了以人的面目生存于世的资格，是人人唾弃，死不足惜的人形“畜生”，很难有立锥之地。
所以，有子在《论语》中的这句话，尤其是他采用的论证角度，可能是儒家思想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影响力最彻底的一句话，至于有多少代人被这话所影响，所痛苦，有多少人因为“不忠不孝”失去了生命，又有多少人在这句话下“生不如死”地活着，那是无法详考的，倘若有子泉下有知的话，估计他本人也会瞠目结舌吧。
不过，理论上成立的事，现实中很可能不会理想地实现。尤其曾经的理论上成立的事，当下也许更不能理想地实现。在今天，我们当然仍在提倡孝顺父母，但同时也在“修正”这二千年前的“孝悌”之意。因为，无论父母还是“上位”之人，已经不再天然地处在绝对正确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倾听父母的“人生经验”，但这“人生经验”并非真理的化身。或者简单地说，我们在孝道之中打开了一个切口，给自己留出了部分“自我”呼吸的空间。
此外，现在的我们也为“父母”这崇高的称谓增补了更深入的内容。单单生下儿女其实不足以甚至配不上“父母”这美好的称谓。因为“生”只是完成了为人父母的百分之一，重要的是“养”，更重要的是“教”。一对草草地负责生，却不负责教与养的男女，说起来只是“制造”孩子的机器，这样的男女如何担得起父母这美好的称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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