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高二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在电话亭向家里拨去了电话，期待着家里的新鲜事。这次的消息谈不上新鲜，母亲告诉我外公去世了，她没用“走了”或者“归天”这样稍微隐晦的说法，说的很直接，“死掉了”，一个动物的死亡也可以这样说。我问母亲是否需要我回去，母亲说不用，丧事已经办完了，她和父亲也没参加。挂完电话，我回到教室继续在方程式和阅读理解里鏖战，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外公的去世似乎并未干扰我的心绪。只记得晚自习快要结束的那几分钟，我托着腮帮子，在窗户吹着凉风发了会儿呆，脑子里闪现了一些与他有关的画面。
高中寄宿，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休整，补给。母亲总会腰系围裙，浑身油香味，站在桥头翘首以盼，从我手里接过背包，对我嘘寒问暖。这次我只看到厨屋的炊烟直直地往天上冲去，母亲正围在灶台上噼里啪啦地忙活，看到我也并未吱声。走近了，她正泪眼婆娑，一边抹眼泪，一边热小碗菜，在我们那，这是专门给死人上供的菜式。她没朝我看，但交待我放下包收拾一下，一会儿陪她去上坟。
供菜整整装满了两个竹篮，连放在储物间的新竹篮都拿了出来，平时他们在生活上比较节俭，一般总要将旧的用到稀碎才会启用新的。因为路途稍远，我骑着电动车，母亲左右手各拎着竹篮坐在后头，叮嘱我路上遇到坑或者砖头要小心避开。路过镇上，她又要我停下，到了专门卖纸钱的店，要了质量最好的一垛，颜色金黄，纸面光滑，几乎可以用来写字打草稿。店主跟她认识，便打听谁人归西，她说给自己父亲上坟，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店主唏嘘不已，说亲生的毕竟是亲生的，人死了谁最舍不得，还是自己亲生的闺女。离店之际，又加了几叠冥币和纸元宝。
我在母亲的指引下，将车骑到一块陌生的坟地，她说这里是董家庄的集体坟地，死去的董家人都葬在这，外公的老屋距离这也并不远了。我环顾四周，并未认出童年记忆里的地方。坟地被一大块玉米地包围着，高大的秸秆将原本就很狭窄的泥路挤没了，地上盘根错节疯长着带有锯齿的藤蔓野草。母亲在前面趟路，我在后面跟着，腿上火辣辣地疼，胳膊上刺挠挠地痒。外公的坟很好认，朝南最新的那一个，从坟堆到墓碑，再到墓碑跟前的灰烬，都很新，一本有关中医理疗的旧书烧到剩下一半。
供菜在墓碑前面摆了四排，冒着微弱的热气，纸钱和冥币也被点燃，扶摇着烟火。母亲一边用芦苇杆挑动纸钱，以便充分燃烧，一边碎碎念，说自己来晚了，叫外公不要跟她生气。附近干活的村民看到坟地冒烟，凑过来看热闹，他们都是董家庄的后人，多少听说董家庄过去的事，一听母亲的介绍，都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说母亲还是有孝心。他们一边看热闹一边闲聊，说着说着，有人提到，外公弥留之际，那家人在给他换寿衣的时候，在内衬里发现了三万块钱，说是准备留给母亲的，但母亲没去，那钱自然也被那家人拿去了，言语之间，有些替母亲没能参与外公的丧事感到惋惜。
母亲哭的更厉害，坟前的火烧得更烈。那几个村民有些迷信，念叨着，老董，你要是能听到，就起个旋风给你亲闺女看看。母亲和我抬起头，瞪大眼瞅着，风的确有些更紧，但并未见到什么旋风，那是电视剧里才经常用的桥段。
看着墓碑上标注的生卒年月日，我才发现外公在我的印象里是由多个碎片拼接起来的，有些是我亲身经历，有些是父母偶尔的谈论，我对他的理解也从来都是片面的，甚至是偏见的。
外公家是地主出身，据说老宅子门前常年挂着红灯笼。董家庄的人谈起他小时候都说他慷慨大方，去学堂之前自己先吃饱，然后再把挎包的饭盒装满，跑到脱离父母视线的地方，把饭盒交给班里那些吃不饱饭的同学。他学习很好，考上了医科学校，毕业后留在镇上的卫生所上班，是那个年代很体面的工作了。关于他和外婆早些年的感情，我无从知晓，只记得母亲说过，那时候的人谈对象，走在大街上手都不敢牵，但外公外婆都敢旁若无人地接吻，我们那叫相嘴。
据我断断续续的道听途说，他们的感情可能是在母亲出生之后破裂的，外公脾气变得很臭，对外婆动手，甚至还有在外面有小老婆的传闻。母亲很争气，学习很好，原本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一切就在那一刻改变了，外婆选择带着母亲离开董家庄，嫁到了现在的外公家。离婚协议里，外公答应每个月给抚养费，但没过一阵子就停了，柔弱的外婆也没坚持问他要，母亲的学也跟着停了，开向美好命运的列车也停了。直到现在，母亲跟父亲还偶尔开玩笑，说要是以前继续读书，哪还能看得上他。
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叫做伤痕文学，对于有些人，特定时期也叫伤痕时期。父母结婚后很快生下我姐，妯娌之间的摩擦当中，似乎谁家没有男孩传宗接代就会被人看不起，吵架就没有底气，父母也想再生个男孩，但父亲的工资很低，交不上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这时，母亲的闺蜜给出了主意，利用外公的医生公职身份可以不交罚款生二胎。方法是好方法，但因为外公很早就不给抚养费，外婆和母亲已经与他不再联系多年，因为生我，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并做好恢复父女关系、承诺养老送终等心理准备。但事实出人意料，外公居然把这事看作一个交易，希望在生下我之后给他一些经济补偿。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父母也未向我多做解释，至今也是谜。
不止一次，我听大人们说，要不是外公，就不会有我，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得亏我外公。这话我从没听外公说过。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老屋在董家庄的一个桥头，一座红砖三间堂屋，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厨屋，烟囱头上的砖头零落得几乎要掉下来，熏得黑乎乎的。每年春节，父母会给他准备年礼，但在数量和质量上要比给我外婆的差一些，三包白砂糖，两包给外婆，一包给他，镇上买的黑牛麦片给外婆，村里买的杂牌子麦片给他。他的屋子年久失修，并不亮堂，没有个女人给他收拾收拾，门外面的挂钩上晒着一大块咸肉，我们去了，便切下来一小块和蒜苗一起炒，他亲自下厨，味道还不错。傍晚，我们与他分别，他站在桥头上，背着手，远远地望着，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后座上，远远地望他，一直望到彼此的视线被一大片水杉树林阻隔。那是我们互相单独注视对方的唯一场景。
到了家，我和姐姐把外公给的压岁钱上交给母亲，仿佛完成了一笔交易，用一些低档的年礼换来了真金白银。这也许并不是我记忆里的真实，但却是我从母亲对外公持有成见的一系列动作和神态里解读出来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因为我的出生，父母与外公的联系日益紧密，从仅仅每年春节才去拜年，到后来逢到中秋元旦也会去看望他，来来往往的接触如同含着春意的水滴，终于将感情的冰冻滴穿，暖意和接纳在母亲的脸上也浮现了出来，行动上也有了变化，给外公和外婆的礼物没有了区别，带过去的鱼肉也挑了好的买。
退休后，他想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在我家住了一阵子，但坚决不同外婆碰面。他的外貌特征也是在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定了格，几乎是一个老头的形象，方脸，秃顶，脸上褶子不少，戴着一副很厚的老花镜，虽然有点佝偻，身材却很高大，走起路来大摇大摆。他住在我家楼房东侧的小房间里，为了不让拇指外翻的大脚趾吓到我们，总是穿着一双藏青色尼龙袜，母亲特地给他的右脚做了一只大号宽松的拖鞋，便于包裹突出的骨关节。每天七点半，他准时蹲守着家里的熊猫牌大屁股黑白电视机，新闻联播是他最喜爱的节目，伸着脖子，眼镜几乎要贴在屏幕上，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他的眼镜片上反射着快速变动的色条，像是现在KTV里头的彩灯。
父亲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的晚上会约几个邻居陪他一起打麻将，他从家里带过来一副牌张特别肥厚的麻将，看得出制造时用料十足，手感如同蜜蜡般光滑有质感，并且散发着淡淡的陈旧香气，是我小时候手工搭建黄鹤楼的不二材料，至今还留在家里的储物间，几乎成了古董。每次听牌，他开心得像个孩子，开始得意地聊天，要是自摸胡牌，他定要将牌张重重地拍在桌面上，继而跟上的是他炸裂般响亮的笑声，肥厚的舌头伸出来半截，眼角的鱼尾纹和老花镜的光圈重重叠叠，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结束之后，父亲陪他一起分析牌技，气氛热烈得跟商量国家大事一样。
感情日益升温，父母大概是考虑到让他跟我们长期一起生活，并事先跟外婆那一头沟通过，在某一天约在家里一起吃饭。多年过去了，外婆内心早已风轻云淡，不与他计较什么，见了面也不刻意开口。我的另一个外公也很豁达，饭桌上主动给他夹菜，他平时其实并不是在礼数上很懂的一个人。氛围看着还行，坏就坏在喝酒上，几杯酒下肚，话就开始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不着调。外公开始开玩笑，逗得大家欢乐起来，突然话锋一转，说很羡慕外婆，死后有人送终，他自己只能找个凉席卷一下，用稻子的秸秆扎紧，托别人推到河里去，漂到哪算哪。说完这，他并未感觉到饭桌上的尴尬和死一般的沉寂，依然哈哈大笑。
宴席不欢而散，他找了个借口，说要回家拿冬天的衣服，但再也没回来我家住。父母曾三邀四请，奈何他岿然不动，只好作罢。这件事搞得父母很没有面子，特别是将母亲置于道德审判席上，别人误以为是父母过河拆桥，将他赶了回去，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特别是他在酒桌上那句裹着席子随波逐流的玩笑，在坊间传播很快，闲言碎语如春后野草，四处蔓延。母亲一赌气，很长时间没跟他联系。
过去将近一年，母亲从别人那听说外公搬到了镇上的敬老院。这个行为几乎将母亲不仁不孝的名声坐实了，为亲闺女免费生二胎出了力，老了却只能住敬老院，说到底还是亲闺女也不亲，心太狠，许多人都会顺着这条逻辑往下想，编造出一些更为离奇的谣言，搞得父亲在学校被人从背后戳脊梁骨。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如果为人不孝，那这人的人品就成了很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大家对他的看法，他的社交处境将极为困难，将在吐沫星子的沼泽地里挣扎得越陷越深。父母坐不住了，只好去敬老院找他。
去找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搞清楚为什么他不声不响地就搬到养老院去了，二是劝说他放下包袱跟我们一起安度晚年。凡事要是带上很强的目的性，往往会让人产生逆反情绪，隐隐中有被套路和摆弄的感觉。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十来平米的屋子里跟另外几个老人打麻将，有男有女，其乐融融。父母没直接找他谈事情，帮他收拾着屋子。门的一侧摆了个实木架子，上面放着一个挺大个儿的鱼缸，里头养着几条气色很好的金鱼，吃得鼓鼓囊囊的。吃饭的桌子和里头的床之间拉了一个布帘，床头柜上累着一大摞《半月谈》，时至今日依然是比较权威的时政杂志。打牌的几个老人看我爸妈去了，说要提前结束麻将，外公不同意，说好是打满十六圈，那就十六圈，少一局都不行。
十六圈结束后，暮色将近，父母从食堂为他打了饭，他让少打一些，屋里的电饭煲里有自己做的芋头炖排骨。父亲说，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炖排骨，没料想到外公这么会做饭。谈话也没谈出所以然来，外公的大体意思是，搬到养老院是他自己乐意的，跟母亲让不让他和我们一起生活没关系，今后他也不会和我们一起生活，他在养老院住的很开心，叫我们不要有心理负担，不要在意外面的传言，过段时间自然就好了。
一切如他所料，过了一段时间，背后议论父母的现象少了很多，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开始戳外公的脊梁骨，觉得他不善解人意，年轻的时候脾气坏，老了之后脾气怪，这么多年也没找个人一起过日子，活该，总有一天，自己死在养老院都没人管。
这以后，我和姐姐又在每年的各个重大节日，跟着父母去看望他，住在养老院距离更近一些，路也好走一些，吃饭也方便一些，只是他的房间实在太小，虽然看得出每次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会把那些杂志和报纸都塞进床底下，将凳子椅子腾出来，但逼仄的空间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讲还是拥挤了一些。索性，父亲跟敬老院的职工熟悉下来，约着和他一起在食堂的包间里打麻将，母亲在食堂帮厨，顺便用小灶做点自己的菜，我姐在他的屋子里剥着桔子看电视。而我，这样一个多动症的人，揣着一兜子向日葵，用他给的零花钱到院外的小卖店买零食买小鞭炮，在河边和草丛里自得其乐。
敬老院里的老人大多找回了一部分天性，颇有些老顽童返璞归真的意思，天一亮，太阳一晒，他们像蚂蚁出洞一样，带着小板凳三五成群地在院里晃荡，有打快板的，有下象棋的，还有个疯疯癫癫特别爱撩我说话的大叔，我们成了忘年交。外公除了爱跟几个打打麻将，剩下的时间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读报刊杂志、养金鱼、做饭。几个职工跟老人相处久了，变得和善温吞起来，我清晰地记得那几年，父母跟他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母亲进他们的食堂就跟上自家灶台一样，父亲常常跟院长谈天说地。再后来，每次去看望外公之前，父母直接跟院长打电话说一声。要是隔上一两个月没去，外公就往家里打电话催我们过去，他说话声音很大，像母亲，在屋外院子里做作业的我听得一清二楚。我能听到他每次问我月考在班上排名第几，夸我有出息。
有一次秋收农忙季节，大约有两个月没去看他，他也不像往常那样打电话催，倒是院长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外公前一天晚上被送进医院了，因为急性心脑血管疾病之类。爸妈放下地里的农活，带着我去镇上的医院看他，躺在病房最里头的床位，像一只虾一样，朝着墙蜷缩着。母亲叫他，他也不应声，母亲问他感觉怎么样，不吱声，问他想吃点啥，不吱声，他们只好坐在病床旁边守着。等了半天，他突然放了一个响屁，扭过头，脸色很坏，说，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死在敬老院了。
稍加调理几天，他的身体恢复的很快，出院了，这次没有直接回敬老院，说要在我家住几天，等农忙过去了再回去。地主家出身的他，做不来农活，每天负责照看晒场上收下来的豆子，早上将家养的十几只鸭子放到河里撒欢游乐，晚上再赶回鸭圈。家养的动物从小带到大，一般都很有灵性，自觉性很强，早上打开圈门，鸭子们扑棱着翅膀直奔河流，晚上只要端着装有大麦的瓢，稍加召唤，它们也绝不在河里迟疑半分，啪嗒啪嗒就上了岸。这次可能是因为一辆庞大的收割机从屋后轧过，巨大的轰鸣和震动，惊吓到了鸭子们，外公端着瓢喊了半天，它们还是在河里来回兜圈子不上岸。做完作业的我看到此景，要去地里找爸妈回来处理，外公不让，他说这会儿正在收割，没得空。眼看着天色慢慢黑下来，再不让鸭子回圈，黑咕隆咚的可能就更麻烦了。外公把瓢递给我，踩着拖鞋下到了河里，河边长满了芦苇以及去年割完之后留下的芦苇茬子，尖利得跟剑一样，外公在淤泥和芦苇茬子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加上眼神本来就不好，天色又暗，前进半步都要试探半天。我大喊大叫让他上岸，他偏是不听，折下一根芦苇走向河水更深处，用他那穿透力极强的大嗓门，将鸭子吓得奔上了岸，我在岸上做好接应，引导着它们进了圈。
天上没有一颗星星，地里的收割机还在轰鸣，硕大的照明灯挥舞着割裂黑色天幕，不一会儿，隐隐打起了雷，刮起了风，外公顾不上洗脚，又让我跟他一起用塑料膜遮盖晒场上的粮食，以免受潮发霉。忙活完之后，父母也回来了，一看，他的脚上和腿上好几道血口子，淤泥将血液调和成了暗红色。
抹了几天药膏，伤好了，我们不让他回敬老院，他趁父母不在家，偷偷坐了邻居的摩托车回到了敬老院，并让院长跟我们打了电话，说金鱼生病了要照应，离不开人。
父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让他跟我们一起生活，他又不愿意，跟我家有什么东西克他一样。我的奶奶是个十分不愿意嚼别人舌头的人，忍不住边用拐杖戳墙角，边骂他脾气怪，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听说外公在董家庄上不是一般人，别人家请他吃饭，他要在家移植花花草草，就索性不去了。还说他跟某个女人有暧昧，被别人的男人发现了，堂堂公职医生，狼狈极了。
这话我也只从奶奶那听到，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气话，父母也从没接过奶奶的这个话茬。外公七十大寿临近，父母开始筹划给他庆寿的一系列事宜，请哪些人，订哪家的厨师，买多少鞭炮和烟花之类。父亲在一张红纸上写的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各类事项。正准备去当面跟他商量，接到了院长的电话，告知我们庆寿放在院长家，我们只需要去参加就行，不用操心别的。母亲当即发怒，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眼睛像一只豹子，眉毛立起来，扯着嗓子骂外公越活越没数。我吓得放下笔，跑了出去，抱起家里的小花猫，躲在小板凳上听着屋里的动静。
很少发火的父亲也忍不住了，太不像话了！连说了五次。母亲甚至已经跟父亲商量坚决不去参加他的寿宴，不去，肯定不去，不管谁打电话都不去。我像个泄了气的球，颇感失落，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去吃奶油蛋糕，也不能一顿就能吃到那么多好吃的菜肴，看不到漫天烟花。
院长过意不去，几乎每天都打来电话作解释，给父母灌输外公在他家办寿宴的原因，大抵是不想给我父母添太多门面灾祸，为了应付亲友往来而在经济上的损失，我们那边称作门面灾祸，再一个，我家的房间不够多，寿宴的桌子摆不下，总之都是替我家考虑了难处。院长好得是个领导，能说会道，加之之前相处的还算融洽，虽然母亲一再埋怨可能就是院长忽悠外公在他家办寿宴，好在其中捞取好处，父亲还是从大局角度劝她不要把人想得太坏。
最终我们还是去参加了，并且按照规矩准备了蛋糕、寿桃等一系列庆寿需要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院长家只是一个简陋的平房，几张圆桌摆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父亲跟那些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喝酒只能站在原处伸着胳膊示意。菜也做的一般，我吃到第五个菜便食欲全无，跟着几个不太相熟的同龄人一起玩耍，那次祝寿中的蛋糕和烟花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深夜，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杠上昏昏欲睡又摇摇欲坠，姐姐跟在后头发着牢骚，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吃顿饭，天黑看不清路，冷飕飕的容易冻感冒等等。母亲被她吵得心烦不已，大声训斥她不想去可以不跟着去，谁也没逼着她去。喝得迷迷糊糊的父亲完全听不到这些叽叽喳喳，喘着粗粝的酒气，哼哼唧唧地说，随他去吧，他高兴就行。母亲的话匣子被打开了，分析起来寿宴每桌饭要八百块，但据她多年经验的估算，那样的菜品至多五百，院长起码每桌要贪墨三百块，五桌就是一千五，烟酒另算。哆哆嗦嗦进了家，母亲还不忘补了一句，宁愿让非亲非故的人占便宜，也不在我们这办，多混账。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好时，对院长人品的怀疑直接导致父母探望外公的热情直线下降，去了也不冷不热，再也不一起吃饭，他们简单在外公的屋子里坐一会儿便回来了，我和姐姐也不再是每次陪同，除非外公强烈要求，我们才勉为其难地一同前往。外公每次都会将我揽入怀中，在我脸蛋上猛地亲上一口，以前我会评价他的胡渣和口水，那之后我毫无回应，像是在忍受。
猜疑在一次次味同嚼蜡的探望中越来越重，外公屋子里靠着墙角累放的几箱啤酒再也没有开封，他知道父亲爱好啤酒，之前往往屯着几箱，他俩陪着院长一起大口喝酒大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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