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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围绕自己今年改教政治学科问题，我想了很多事。
从最早的1993年秋天再一次接了语文，到2022年秋天告别语文，30个年头，中间虽有过教政治的经历，但毕竟只是一年，怕是连半点当初教过内容都忘得一干二净，倒是记得被安排教政治伊始，立即去找业务副校长理论，言之凿凿地陈述想继续教语文的理由。人家并没有食言，第二年就把我给改了回来。
在别人看来，我的这次中途改科教政治，是一次绝好的避重就轻的机会，很多人为此可以殚精竭虑，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工作量少一些，负担轻一些，在不管工作量的当年，甚至教课和不教课，都不影响职称晋升，可惜被我放弃了——但我并没有意识到重新找回语文是一种放弃，是阔别多日的老友重逢，是心想事成。
说在1993年重新接手语文，源于1992年，正在办理工作调动等待调令下达期间，学校临时安排我教了当时六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反正要调走的人了，索性也别让我闲着，万一走不了，也终于找到一个由干事到任课教师的转变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可惜我真的调走了，去了大山深处一所有着三层小黄楼的学校，一干就是九年。九年里，除了第一年接了专职干事的角色，其余时间都驰骋在语文的疆场，一刻也没有得闲过——关于这一时期，在我的小说《流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不单单展现了语文教学，我班主任工作乃至爱情和婚姻生活都在其中。
《流年》结束，我换了单位，继续教语文；五年后再次换单位，仍然继续教语文——尽管中间教过一年的政治——多年来的语文教学生涯，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潜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教语文，除了教语文，我似乎不会也不想教别的学科。这种暗示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每一学年的工作分工，除了领导干部分工上的可能出现点变化——事实证明，还真没什么变化，除了担任级部主任，也还是担任级部主任，甚至越到最后被加码，由管理一个级部，升级到只手遮天，将全校四个级部一概收入麾下——授课者方面想都不用想，我一定是教语文。
三十多年来，我所教过的几千学生，他们几乎都是听着我的语文课长大的。后来遇见他们，他们也总能张口就来一段我当年语文课堂上的所谓精彩时刻，还能不厌其烦地不断列举我的金言妙语，以至于我都怀疑他们是在刻意编造——我的记忆，很多时候无法与他们的说辞相吻合。但我还是信了他们的回忆，因为他们有佐证的同学。
三十年里，用过的课本换过好几茬，由最初很厚的小开本，变大成了现如今装帧精美的787×1092。最新的打开本倒是集齐了一整套，上一个版本也保存了几本，只是再往前的几个版本的教材，一本也没有留住。
正如我现如今的教了政治，所有的我所关切与热爱的一切，都匆匆扎进谢完幕后的幕布里，似乎再没有呈现的机会。
今天下午跟几个年轻的女同事闲聊，在她们提及将来可能按照课时数定工资时，我张口说：我还教语文，两个班……
全然忘了自己的年龄和教龄，更加忘了长江后浪和前浪的关系，骨子里竟然还有一种不认输不服输的硬气在作祟。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好高骛远的人，但张口就来的信口开河，到真是一种很强烈的好高骛远了。两个班的语文，我能不能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我想念那些纯粹教语文的年代里，与我的学生语文课堂上同遨游的日子：没有别的声音干扰，没有各类杂事挤占；只要登上讲台，我就是语文的施教者，完全可以代表语文，发出振聋发聩的最强音……
而今，最强音没有了，施教者的视线正端详着陌生的新课本，想滔滔不绝却又常常欲言又止——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用来做最透彻最细致的讲解了，急匆匆将题目明晰出来，要点在课本上画出来，就行了。有经验的政治老师对我说。
今天下午，在我终于将一大摞语文教学资料抱回来，不断地揣摩，是将他们搬进书房还是丢在角落里，思前想后，很费了一番脑筋，还是将他们留在了车库里的置物架上，尽管依然整整齐齐，但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了。那么，我楼上书房里书架上的那些语文教学资料呢？
它们排列出来的是一名三十多年从业者的过往，当有显赫的市场与资格，它们更是语文世界里的财富，理应出现在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起身，我走向那个摆了许多语文教学资料的书架旁，长时间的凝视过后，我小心翼翼地重新编排了它们的位置，末了，又取来抹布，把落了灰尘的隔板擦得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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