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科波拉凭借电影《牡丹花下》 在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摘得了最佳导演奖, 但这部隐含着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却备受争议，在豆瓣上也只打出了6.0分。
故事的背景是童话式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七个女性在森林里的一个修道院里组建了临时家庭。因为修道院环境的半封闭性，这七位女性实际上借此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部落。
如同《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一样，在一个没有男性的社会，女性必然承担着全部的社会职责并实现女性的完全自治。
但这显然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女权/母权社会有一定的出入：当一个社会中只有单一的性别，“性别”的概念也就自然消解了，对性别权力的一切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
01 形成期
于是在电影的开头，一名男性“闯入”了这个由女性完全自治的社会。性别权力的运作，由此开始。
出于人道主义，女人们救助了偶然发现的重伤士兵。他是被救助者，也是女性凝视和窥探的对象。
这个阶段女人们对他的窥探，就像女儿国争看唐僧师徒一样，多少带有一定的猎奇心理。
而女人们能够实现这一窥探，与二者之间的救助关系和士兵个人的状态（昏迷、卧床难起）是分不开的。
女人们的凝视
02 同化期
醒来后的士兵，身处陌生的环境，又有战争的威胁，他的首要需求必定不是左拥右抱，但他还是接收并放大了女人们对他的关注。
包括他后来的“游走花丛”，也包含着他的一个信念：得到这些姑娘们的好感，使她们保护自己不被南方军发现。在这一点上，他是始终处于弱势的。这也意味着女人们始终保留着一项能够决定他生死的权力。南方军就是此时此地的法律和制度，这一制度保障修道院中的七位女性，而非作为北方士兵的他。他需要取得女性群体的普遍认同，才能够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
在这一阶段，他准确地判断了这些女性的需求：希望被爱，而且是被偏爱。完成这一需求的也许不必是男性，但来自另一性别的偏爱无疑拓宽了这一需求。
在前一篇文章《女人的厌女症》中，我们提到过，在男性权力处于优势地位时，女人接受性欲望客体的角色，归属于男性集团，更有利于寻求权力资源的分配。在《牡丹花下》中则相反，在这一阶段，士兵努力争取与每一个女人私下相处的机会，并通过赞美和表达偏爱，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归属于女性集团。他的姿态是试探性、讨好性的。
他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目的，很快他就被邀请参加祷告——参与权力集团的宗教仪式。于是有了下面这个镜头，影片中作为男性的士兵对女性的第一次凝视：
女人们在晚祷告
03 权力逆转期
我们必须承认，在前一阶段，两性之间的同化是相互的。
这些女性并不是在塔楼里长大的莴苣公主，而是男权社会的叛离者。她们从物理上与男权社会隔绝的同时，也在心理上渐渐淡化了自己的性别意识。
而闯入这一世界的男性，则提醒和唤醒了这一意识。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实现权力逆转的原因。
但是平心而论，主动建构起性别规则的是女人们自己。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关注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对于自己看重的人。而性别意识的觉醒，女多男少的比例，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性别教养，都使得她们开始注重自己给这个男人的印象。更何况，这个男人又的确是英俊和绅士的。
我们可以说，因为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残留，或者这一女性群体的不成熟性，使她们逐渐落入了男权社会的话语机制。
她们开始穿上被认为性感的衣服，开始争风吃醋，她们的内部开始划分出“年轻的学生姑娘”和“适应城镇生活的人”。
女人们穿上晚礼服
很少有男人不怀着这样潜藏的愿望：看到一群美丽的女人为自己争风吃醋。在这个过程中，士兵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且他也的确通过性吸引力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性伴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得到了性伴侣的同意，即“两情相悦”，但这场交欢依然是在隐秘条件下进行的。并且在被发现后，立刻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被推下楼梯并最终导致左腿截肢。虽然这是由于艾德温娜的失手和迫不得已的医疗手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他的偷情被发现，他必将无法再维持现阶段与女性群体的良好关系，并且失去已取得的权力。
这固然是因为他打破了前一阶段他对每个女人许下的偏爱承诺，更是他冒犯女性群体权力的必然结果：他居然在未经女性群体许可的情况下选择了其中一人作为性伴侣。而这一自由是不被许可的。
他将只有三种选择：接受更差的处境，比如被限制自由、被女性群体孤立；被驱逐从而陷入更大的危险；或者通过暴力重新取得支配地位。这也是他在之后的阶段依次经历的。
04 复兴期
从惩罚开始到获得枪支之前，士兵彻底失去了反抗女性群体的资本。被“阉割”的他不再对女性群体有性吸引力；他的冒犯行为以及之后扯下“遮羞布”的言语，更使他被进一步孤立，最终陷入和女性社会的对抗。
士兵的“控诉”
即便他一度得到枪支作为武器，实现了一定的武力威慑，并通过之后恩威并施的温情策略，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盟友：为失手把他推下楼梯感到愧疚的艾德温娜。
但事情却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尽在掌控。他的暴力举动直接激化了他与女性群体的对立。他的第一次被驱逐和最终的被杀都是以此为契机进行的。
在复兴阶段，女性群体消弭了前一阶段的妒忌心理和敌对情绪，日益走向团结，她们甚至可以共同谋划一场谋杀。即使是艾德温娜的“投敌”，也是怀着愧疚、补偿和平息事端的心理，并在客观上为女性群体赢得了下毒机会。
当祷告开始，毒蘑菇在每个女人手中传递，女权社会通过这种宗教性的仪式再次自我建构并更加牢固。女人们下意识地保护了自己的同类，艾德温娜也是如此：在六个女人联手杀死士兵后，搬运尸体的，是七个人。
修道院复归平静
从某种程度上讲，士兵所说的被“玩弄”并不是贼喊捉贼。但不是这些女人有意地玩弄他，而是她们所组成的女性集权社会玩弄了他，但归根到底，还是他错误的观念玩弄了他。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包裹着浪漫爱情外衣的哄骗，在一个女性集权社会获得他在男权社会的同等权力。这是何等的天真和自负。
当权者的清醒和冷酷不是由性别而是由阶级决定的，一见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招为夫婿并且让渡出国家权力的女儿国，只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想象，就算想象，也只发生在来自“大唐上邦”的御弟身上。暴力的确是有效的，但即便他窃取了有巨大威慑力的枪支，也仍然会被其他的方式制裁。
士兵的另一个错误是把女人们展露出的好感和妒忌完全解释为性欲。他不明白女人们愿意讨好他，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把他作为男性群体的代表。对七个女人来说，只需要得到这一个男人的偏爱，就能证明自己对整个男性群体的魅力无边了。
虽然证明这一点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除了使自己在这个七人小团体中有更多炫耀的资本。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最先和士兵有私情的是最爱炫耀的艾丽西亚。
从这一层面上，女人们是何等残忍地“玩弄”了士兵：她们只为了在小团体中多一点炫耀的资本，就使他误解她们都想同他上床。
她们也许不拒绝性，也许把性作为最隐秘的欲望，但是当他撕下这张遮羞布，这场游戏就失去了任何乐趣。
士兵的最根本错误在于，他以为通过性和暴力就能掌握这个社会的权力，就像他熟悉的男权社会一样。
但是当女性团结起来，男权社会的一切规则都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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