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为什么现代教育培养不出有见识的人？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 ——林语堂
博学的人不一定有见识
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于俄国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
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觉得谈话中无论讲到甚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的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中国人讲到学者的时候，普通是分为学、行、识的。对于历史学家，尤其是以这三点为批评的标准；一部历史也许写得极为渊博，可是完全没有见识，在批判历史上的人物的事迹时，作者也许没有一点独出心裁的见解或深刻的理解力。
要见闻广博，要搜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情。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看个人的观点如何。
怎么算有见识？
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地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所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
精神分析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儿童时代的肠胃官能的活动，对于后来生活上的野心，进取心，和责任心，有着切实的关系，或说大便秘结造成一个人的吝啬的性情；有见识的人听见这种话的时候，只好一笑置之。
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的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
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来，因为这是他的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赏力。
如果当时盛行的绘画学派的主张，使他的艺术本能感觉不快，他也会加以反对。这就是艺术上的鉴赏力。
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或时髦的观念，纵使得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的赞助，他也会表示漠然的态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而那个作家是错的。
这就是知识上的鉴赏力。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现代教育“学而不思”
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为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
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的目的，好象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
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
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象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
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的必要，有分等级的必要便有学校的分数；为着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
机械化教育的后果
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
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的问题更容易的。
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经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
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孔子说：“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这句话记起来还是很有用的。
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的科目，也没有什么人人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的著作也不是必读之书。学校制度中似乎有一个愚蠢的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或地理知识，要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非念这些东西不可。
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虽则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西班牙的首都，而且有一个时候以为哈凡拿（Havana）是一个邻近古巴的岛屿。
学校制定必修课程有一种危险，就是认为一个人如果念完这些必修的课程，便自然而然知道了一个受过教育者所应知道的学识。
所以，一个毕业生在离开学校之后，便不再学习什么东西，也不再读什么书，这是完全合逻辑的情形，因为他已经学到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了。
知识的追求应该是个人的事情
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佛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
如果一个虚怀若谷的，好问的，好奇的，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的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情，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
文凭和分数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所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的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须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
学校现在已经替学生解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学生知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二年级生，读大学二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三年级生，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
这一切外来的计划都应该置诸不顾，因为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干。
现在的学生是为注册主任而读书的，许多好学生则是为他们的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
我觉得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识的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本文摘选自《林语堂文集》
作者：林语堂
周国平：我是怎样教育子女的
问：周老师您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的？
周国平：我并不是多么善于教育子女，我觉得许多东西是本能。这个时代急功近利再加上应试教育，孩子的压力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主要注意两点。
一点是孩子小的时候，要舍得花时间陪他玩，不要说我做父亲的责任就是养家糊口，我去赚多多的钱，给他打下很好的物质基础，让他将来有钱花，可以上好学校、出国等等。这就是用功利的东西来取代爱了。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从小就感受到父母的爱，感受到亲情的幸福。
现在很多是把孩子交给老人或者保姆带，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很可惜，失去了培育小生命过程中的那些宝贵的体验，对孩子来说更是很大的缺憾，他没有得到活生生的家庭乐趣，而这对他身心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是在应试体制面前保护孩子，你不要逼孩子做这个体制的牺牲品。其实我说了，这都是本能，你真爱孩子就一定会这样。按理说，每个父母都有这个本能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父母本能都迷失了。
问：现在社会上有一个现象，有的人不信任学校，就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来教育孩子，这种方式可行吗？
周国平：我自己认为，不让孩子上学，自己来教，当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弊大于利。
因为孩子的成长是离不开和同龄人的交往的，而你不让他上学，同龄人的交往这特别重要的一块就没有了，这可能对他今后和社会的相处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你不可能什么课都教他，你不是全才，孩子读小学和中学，那些基础课还是应该上的，现在的问题是上这些课的目的不对，仅仅是为了应试。我觉得最好是把上学和自己教结合起来，不是完全自己教，也不是完全扔给学校。
针对目前的情况，好的家长应该做到两条，第一是给素质教育加分，自己在家里培育孩子的智力兴趣，使他爱读书，爱思考，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第二是给应试教育减负，不要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了，孩子已经很苦了。
这两条实际上就是尽量减少应试教育对孩子的伤害，同时又尽量给孩子一些学校给不了的东西，弥补应试教育的缺陷。当然，这就要求家长有比较高的素质。别以为做家长只是一个自然现象，当了父母以后，实际上是上帝对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你提高自己的素质。
问：周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湖北的老师，周老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培养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人文素养和中国繁重的学习任务之间的矛盾的，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办？
周国平：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个人无能为力，我们只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去适应这个体制和环境，尤其是老师。你从事这个工作，不适应它，跟它对着干，您很快就会出局。
我认识一位这样的校长，非常棒的，他对现在的体制不满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学生非常喜欢，但是出局了，这种情况你是没有办法的。真是一个有良知的校长，一个有良知的老师，你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不能完全对着干，我相信任何体制，都不可能把个人的相对自由完全取消掉的。
站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可以尽你的力量来营造一个尽可能好一些的小环境，大环境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在你所主管学校，你可以让它的小环境尽可能地好一点，尽可能顺着真正素质教育的成分，让它占的比例大一点。
在这个体制下面，老师教学的这种能力和技能，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理想中的老师，就是你能够帮助孩子们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来有效地对付应试。
这有办法的，你教的这门课，最重要的那些要点，让孩子牢固地掌握，次要的那些细节上你就尽量少花时间，这可以做得到的，真正的要点掌握了，他的思路清晰了，对付应试不是什么太难事情。
用少的时间去对付应试，用多的时间来做素质教育，为素质教育来争取时间，这是一个好老师应该做的事情。我也知道有一些这样的老师是这样做的，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老师。
你只能这样了，这样牢固的一个应试教育的体制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校，学校单独也改不了了。我们的家长现在也是在这条路上走，有时候更过分一点，为了名次给孩子加很多的外面的课程，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都把赌注都压在应试教育上，都在这条路上跑，局面是改变不了的，现在很需要的是全社会提高这个觉悟。
这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受苦，都心疼，好像不由自主地还是要按照这个逻辑来走，而且生怕落后，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我自己作为家长就很清醒，我也教育周围的家长，我说你们不要慌，你们的恐慌对孩子来讲负担是最大的。
要倒逼体系来改变。所以两个方面，一个是现有体制改变不了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你的相对自由，营造好小环境。另一个是大家来抑制这个体制。
问：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找不到人生的大方向，很多孩子为“我到底为什么而活，要活成什么样子而迷茫”。包括书本中《开学第一课》，没有让孩子去学习英雄，而是让一个很著名的影星成龙做了主角。
孩子不再一个崇拜英雄了，整个时代成为拜星时代了。不崇拜英雄的民族是很可怕的，咱们想什么办法让孩子们重新回到那个比较理想的轨道上去呢？
周国平：要对孩子进行理想教育，为孩子开阔的眼界，到底怎样来引导孩子们有人生理想，有人生觉悟呢？
我的想法是，教育者应该选择一些中国经典和西方经典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言论，一些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包括孔子、孟子，也包括国外的那些大思想家们，把他们讲的有关人生的意义的精彩观点，编成一本比较精粹和通俗的教材，从这里开始，这实际上也就是哲学的教育了。
问：关于咱们国家的德育教育。我想知道的您的看法和感受。据我所知其他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德育，它确实是融会在其他的一些课程当中，尤其是哲学课里面。
但道德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是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道德教育的一个产物。
从个人来说，人本身的这种觉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道德，甚至对人生观、价值观、人生意义的理解，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道德问题是一个觉悟问题，就是你想不开或开得太窄。
如果你对人生看得比较广阔，知道人生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想得很明白的话，道德水平自然会高的。道德不应该是一个学科，应该是融入到整个的学科当中的。
周国平：是的，哲学是拓展人的眼界的学科，我非常遗憾中国中学没有哲学课。我希望在中学开哲学课，这一点我觉得法国做得特别好，他们从拿破伦开始，要求中学开哲学课，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这个传统一直在延续下来。
他们的哲学课非常有意思，是想问题，而不是给你一些教条。他们会提出一些很难有答案的问题，让你想一些人生的大问题，道德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答案去思考的。给一些著名的哲学家的文章，让孩子们谈自己的想法。
每年中学毕业的时候，统一的会考只有这一门——哲学。如果这门课通不过的话你就别上大学了，没有上大学的资格。中学毕业的哲学会考也是法国人的成年礼，代表你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了。光讲道德是狭窄的，要讲人生问题，思考人生，你就知道道德的定位了。
德育是一个言传身教的内容，教师自己是一个精神素质好的人，智、情、德都是包含的，一个善良、有尊严的人都会对孩子有熏陶的，在他的课程中有体现出来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对孩子影响是最大的。
我们回忆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一定是有人格魅力的老师，不一定是教给你很多知识的老师，人格魅力就是道德水平高，做人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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