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山雀，君士坦丁血脉犹存

文/宝木笑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土耳其描述成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时刻都在遭遇“文明的冲突”。这话虽然有些尖刻，却也不无道理，土耳其地理位置恰好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东西方的文化在此交汇，而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此的反复争夺更是人们常常谈及的话题。在罗杰•克劳利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中，我们看到君士坦丁堡变为伊斯坦布尔的过程，绝非是换个名字那样简单。千年都城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王冠上的至宝，更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中心和基督教世界抵御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堡垒，当其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的那一瞬，其实就注定了今天土耳其的命运。一直以来，土耳其虽然开始了伊斯兰化，却又带着深深的基督教印记，两种文明的对抗和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让土耳其的文化体系一直处于激荡之中，难以安宁。

特别是近代，作为古老文明国度的土耳其在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革命和变革是强硬而坚决的，世俗化后的土耳其追随西方世界相对彻底，由此被伊斯兰世界所排斥。但同时西方世界出于宗教、历史和心理上的原因，对土耳其却一直心存芥蒂，并不愿意完全接纳土耳其。这就造成了历史上的土耳其一直被“文明冲突”，近代以后的土耳其又充满着“身份焦虑”。文学是文明的影子，文明造就文学，这一切都促成了现当代土耳其文学的自身特点。比如，去年刚刚获得欧盟文学奖的故事集《山雀》就带有这种明显的文本特点。出生于1982年的作者赛恩•艾尔干是土耳其新生代作家代表，在伊斯坦布尔出生长大的她，是在土耳其的“文明冲突”和“身份焦虑”中熏陶出来的作家，《山雀》也成为土耳其文学在新世纪延续自身特质和寻求内部突破的一次实践和尝试。

作为一位传统与现代一直对抗的国家的新生代作家，赛恩•艾尔干在创作意向上主要还是想突破的。这种突破的想法往往首先表现在文本的形式上，《山雀》采取的是故事集的形式，但又有意地与传统的《一千零一夜》大相径庭。《一千零一夜》等伊斯兰文学比较重视故事性，但《山雀》除了第一个故事《山雀》有着标准的故事架构之外，其他的22个短小精悍的故事却都及其隐晦，故事在其中已经被某种荒诞和神秘消解了。在《漫长的旅程》中，上来就是不知姓名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旅行，他们不停在争吵，各自说着莫名其妙、对方绝然听不懂的话。至于他们彼此为什么开始旅行，最后结局如何，赛恩•艾尔干都未交待，故事在突然从冰箱中走出一个男人的地方戛然而止。

这种在故事消解中凸显荒诞性的笔法，我们并不陌生，以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们，正是用这种笔法开拓了西方文学王国新的疆域。赛恩•艾尔干等土耳其作家比起传统穆斯林国家作家有着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向西方文学看齐，他们的创作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只是某种改良，而是完全的西方式的创作。《大麻与失望》中，埃德加每次吸大麻总是会说：“雪是什么样的？快呀，给我讲讲”，继而在大麻的麻醉中，拼命感受雪的感觉，故事在两人的对话中急速向前，最终却仿似腰斩般截止。这种张扬着嬉皮精神的腔调，这种挥洒着后工业水泥森林边缘化的苦恼，如果不点明出处，人们完全可能认为出自纽约或者巴黎的小众文艺圈之手。

但是，这些都来自伊斯坦布尔，来自曾经的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伤痛恰恰造就了土耳其文学的个性，赛恩•艾尔干的那篇《山雀》不管在故事主题还是情绪色彩上，都很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故事本身依然被消解，只剩下主题直面读者——一只为了见识外面世界离开安逸的生长之所的鸟，却在遇到山雀后为了融入它们而逐渐失去自我，忘记了出发的目的。最后，为了加入山雀，它竟然选择割断自己的翅膀，“小心翼翼地使它们看起来跟山雀们的一样，有一个黑色的污渍”。《山雀》是完全寓言式的故事，这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故事传统的延续，但这个故事本身的讲述又是卡夫卡式的，充满着外部世界的荒诞逼仄和内部世界的喃喃自语，从这种文本的内容和叙事的架构就能看出现当代土耳其文学的一种矛盾和撕裂。

进一步说，《山雀》的主题又带有鲜明的开放性，具有一种复调般的指向。从明显文本寓言角度，读者最先感受的，也是最有证据的指向显然是关于现代社会个体之间的隔膜，个体在群体中的孤独和焦灼。赛恩•艾尔干这样为此点题，她说：“我越是觉得自己不是它们中的一员，越是无法克服想被接纳的归属感”。这个“我”最初是怀揣着梦想要拥抱整个世界的环球旅行者，山雀群体对其礼敬有加，但“我”却被这种关心、尊敬和安逸迷惑，最终想要选择留下。于是，在接下来真正融入山雀生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那道“隐形的墙”，甚至即使“我已经熟悉山雀的每一寸领土，在每一根树枝上都至少能和它们中的一个交谈几句”，但是“无论我怎么把自己看成是一只山雀，都不能从它们眼神中发现它们互相凝视时的那种相同的熟悉感，这让我感到无比孤独”。

显然，这种程度的寓言式自白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体孤独能够涵盖的了，这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而身份认同一直是土耳其文化，特别是现当代土耳其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土耳其历史和现实的“文明冲突”带来的“身份焦虑”的必然，这种必然造就了土耳其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的性格。谈到土耳其文学和土耳其文学的这种性格，自然绕不开奥尔罕・帕慕克，这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伊切•泰玛尔库兰等人一起，将土耳其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高度。在帕慕克的小说世界中，《山雀》的这种身份认同带来的焦虑甚至悲剧一直是永恒的主题，在帕慕克最为世人熟知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土耳其本土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很尖锐地凸显出来。高雅先生被杀虽然是情节主线，但案件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物才是《红》最为让人叹服的地方。《红》所描述的土耳其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那种“身份焦虑”，那种在“文明冲突”中的焦灼和踯躅，某种程度上为整个土耳其现当代文学绘制了宏大背景和情绪基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调中，赛恩•艾尔干在创作上的突破意识，其实更像是对前辈大师的一种致敬和传承。与《红》一样，《山雀》中人物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俯仰皆拾，赛恩•艾尔干说：“我们根本不重视孤独，而当我们孤独时，我们不重视自己”，这确实在说个体，但又总让人感觉是在叙说着整个土耳其和它的文学。早在1922—1937年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就将打造一个伟大的、被解放的土耳其、一个按照西方标准生活的国家作为个人和整个土耳其的理想。可是，现实却是从1987年开始，土耳其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八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如今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却一直被挡在欧盟门外——即使已经加入北约，但就是不让你加入欧盟。这仿佛一个人想要加入一个家族，人家可以在外应酬时总是带着你，但就是不让你进家门，对外人你是自己人，但关起门来，你永远是个外人，个中滋味也许今日的我们也能体味一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赛恩•艾尔干的那句话——“我们根本不重视孤独，而当我们孤独时，我们不重视自己”，更像是整个土耳其的写照。与很多寓言式故事集不同的是，《山雀》好像从未给读者指明道路，内里的人物也从始至终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被动中，仿佛无法抗拒自己命运的野草。《外人》中的祖母一直抱怨自己在家里就像是一个外人，总是感叹自己年轻时“跑得太远了”，但最终祖母只是“又一次崩溃了”而已。《小卫生间》里的“我”和赛伦从单纯的性伙伴到后来的所谓情侣，这个过程却与刺激或者深情一点儿也不沾边——赛伦和她的两个室友都是“乍一看都很正常的怪人”，而“我”不但没有能拯救赛伦，最终却在小卫生间里被千夫所指为“怪胎”。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曾经作为“孤独者”存在，继而作为“孤独者”被排斥，最终作为“孤独者”而消逝于叙事的洪流中。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80后的赛恩•艾尔干与可以称为其父辈的帕慕克两代人的共通之处，那是一种由文学而引出的责任感。土耳其是孤独的，土耳其人有着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困惑，而作为土耳其自己的文字创作者，赛恩•艾尔干和帕慕克一样，都想要通过文字表达出这种“孤独感”——如果这种“孤独感”是一种必然，那么就让自己的同胞懂得在“孤独感”中坚韧挺拔。因为，土耳其并不一定需要任何人的认同，土耳其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民族的荣光，有着强健的民众和向上的势头，之前的一切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根本不重视孤独，而当我们孤独时，我们不重视自己”。

孤独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杀死一个人，也能强大一个人，不管是帕慕克还是赛恩•艾尔干都不希望自己的同胞是前者。毕竟，纵然如今的土耳其仿似徘徊欧洲门外的伊斯坦布尔山雀，但君士坦丁堡以降的血脉相承终有一日会让土耳其人觉醒，那是一种故土的力量和宿命的必然，诚如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所写：

“当你热爱一座城市并且时常漫步探索其间时，不仅你的灵魂，就连你的身体，也会对这些街道极为熟悉，以至于多年之后，在一股或许因为忧伤飘落的轻雪所引起的哀愁情绪中，你的腿会自动带着你来到最喜爱的一个山丘。”

是的，伊斯坦布尔山雀，君士坦丁血脉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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