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解理论和思想之前,这里有一段话,请你沉下心来听:
“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于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
这段话来自克尔凯郭尔22岁时写下的日记。不知道你22岁的时候,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呢?对于人生意义这类问题的思考和关切,其实就是哲学家说的“终极关怀”。
不过,别以为终极关怀只是哲学家的课题,这其实是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设想,当你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你想要问自己:“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答案可以有很多,“为了家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等等。说出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但如果要问这个具体目标有什么意义,就需要更大的目的。如果一直追问下去,就会遇到那个根本问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的答案。要给出这个答案,你得有所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
也有人会说,干嘛非得要追问什么意义呢?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不需要问那么多。的确,即使不去想什么信仰、意义,我们或许也能过好日常生活。好像能够避开对根本问题的追问,这就解决了信仰问题。
可是,真的能回避得了吗?
无法回避的两个难题
许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假装解决了问题。信仰问题就像一个幽灵,总会在某个时刻与你不期而遇。因为人在精神层面需要面对两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先说死亡。死亡是一个重大问题吗?也有人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古希腊有位哲学家伊壁鸠鲁说:如果你在思考死亡问题,就说明你还活着,既然活着,就没必要操心“死”的问题;等到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死亡”就不再是问题。你看,按这个说法,操心“死亡”这件事,根本没必要。
“没必要”就能终结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不能。虽然我们现在活着,但人能够意识到死亡。我们知道死亡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残酷,它是会终结其他所有可能性的可能性。“人终有一死”,这没错,但人的意识中还有“永恒”这个概念。这二者的对比会在人心中埋下一种深刻的悲哀,所以我们会哀悼逝者,也会为自己的死亡而忧虑、而恐惧。
另一个问题则是“贪欲”。人毕竟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会有一些原始的、动物性的欲望。但同时人又是精神性的存在,我们有良知、有道德感。动物性的欲望时常会与良知和道德感发生冲突。就像“人终有一死”和“永恒”的对比一样,原始的欲望和“崇高”也形成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会让我们觉得羞耻和不甘,严重时甚至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卑微。
你看,死亡和贪欲给人在精神上出了两大难题。终极关怀其实就是要应对处理这些难题。怎么应对呢?一个典型的解决方案是宗教。比如基督教中讲“灵魂拯救”,说肉身虽然会死,但灵魂能够永生;虽然凡人都是卑微的、有罪的,但信仰虔诚就能够达到崇高的境界。这是宗教的方案。
非宗教的人生理想也是一样。我们小时候学习雷锋,他有一句名言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你看,这也应对了前面说的两种困境:把生命献给一个无限的事业,短暂的人生就找到了永恒的归属。这也指出了一条通往崇高的道路,只要在这条道路上攀登,就能超越个体的卑微。
我们看到,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人生理想,都能为死亡和贪欲问题给出处理方案。那问题来了,既然方案就在这儿,很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信仰危机呢?
答案是,信仰危机来自于一道裂痕,是位于“真实”与“信仰”之间的一道裂痕。
就拿宗教的例子来说。过去,宗教在思想上和社会现实中都被广泛接受。那时,信仰宗教是一个默认的选择:在精神世界,宗教代表着神圣和正道;在现实世界,大多数人都信仰宗教,是社会的主流。
但是,当历史跨过一个节点,这种“默认”地位被打破了。
这个节点就是之前讲的“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后,信仰遭遇到理性主义的挑战。人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事物要求我们相信它,那么它应当证明自己是真的、可信的。
人生信仰的意义如此重大,更需要证明它的可靠性。对现代人来说,这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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