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村里只有一个医生，叫西周，按照辈分，我该称他西周爷。他是个赤脚医生，是个有仁心的医者！如今七十多了，前几年得了偏瘫，也需要人照顾啦！
那时候，一个村子几百户人家，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磕磕碰碰、出疮生疹子、接生害急病等等，都是他一个人忙！他每天不是在诊室看病就是在村中人家面诊。胳肢窝下总是夹着一个长方形的铝盒子，盒底铺着干净的白纱布，里面整整齐齐的放着注射器、药品、胶布、酒精和药棉。他总是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上面的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笔卡子露在外面，已经磨的锃明发亮！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和村小学的老师一样！他们都受人尊敬！
他与人说话总是拿双眼皮的大眼睛看着你，微笑默听，神情沉静，镇定自若，就像一尊菩萨。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白布做的小枕头，干干净净的。病人来了，他一边看着病人表情动作，一边招呼先坐下，眼神示意把手腕儿放在脉枕上，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轻轻放在病人的脉搏上，微微低头，眼睛看着病人的脉搏处，静静聆听静静感受，默默诊断。切脉完毕，他把听诊器取出，把耳挂放进两个耳朵，听枕头贴在病人的胸口心脏处，细细聆听，准确判断。
现在想想，他的诊断方法就是传承了中医传统的诊疗方法——望闻问切！只不过是将中西医结合起来罢了！
小时候的我，结实的像家乡的石头，一年到头活蹦乱跳，活脱脱的一个野小子！滑渠帮，上柿树，撇冻龙，样样不漏。但一到春节放假，我就非要大病一场，几乎都是发高烧。
记得我有一次春节刚放假，学校还没有发期末成绩的奖状，我就病倒了。高烧不退，头重脚轻，恶心呕吐，不吃不喝。由于我个头大，母亲也背不动我，就把我从床上扶起来，搀着我去小药儿铺，当我前脚刚刚跨过门坎儿，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就摔倒在门口。母亲情急之下，扶也扶不起来，背也背不动。正好西周爷走过我家门口，就地给我诊断，帮着把我扶到家，转身回诊所开了药和针，到我家给我打了一针，我慢慢就恢复了。
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打针了。一是要褪掉裤子一点，把臀部露出来打针，总感觉让男医生打针太不好意思。二是打针真的太疼了。那针尖冷不丁的扎进肉里的感觉，现在想想也是很惊悚。但也没得选择，我不会吃药。一到生病，喝药就成了比病痛更痛苦的事。那时候总要喝安乃近，白色的药片有指甲盖那么大，又苦又涩，往往是母亲沿着药片上的十字线，用两个拇指指甲给使劲分成四瓣，我喝一大口白糖茶，猛的咽下去，结果，那喉咙就像生了东西拌住了似的，水下去了，药卡在喉咙出，借着水的浸泡，那药的苦味顺着喉咙向下流，口里一酸，哇的一下，吐出了一大口黄汤汤儿，茶，药，都吐在了地上。
后来，母亲就做稠面汤让我喝药，还破例用饭勺架在麦秸火上碎炒大蒜鸡蛋，在饭碗边上挖一小勺鸡蛋，再把药片塞鸡蛋里，让我大口喝下去，结果，这样还算管用，但到第二顿就不行了，喉咙仿佛会过滤似的，药流又被筛出来了！为了治病我也不惜把馒头嚼碎，把药片夹紧碎馍里，再咽下去，这样也成功过，但一大口馒头咽下去，喉咙也仿佛要撑破了似的，太痛苦了，最后也放弃。总之，为了吃药，我也是想尽了办法，受尽了苦难，最终还是偷偷把药从床里帮给扔在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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